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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小石书法
文/崔自默
胡小石首先是一位学者，其学识可谓渊博，除了在书学理论方面有着非凡贡献之外，尚涵盖古物鉴定、甲骨钟鼎古文字衍化及音韵、楚辞、文学史、唐诗等等，这可以在翻开他留下的数十种著述时发现。并且，先生的文章总是言语简括而卓见纷呈，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先生治学之谨之勤，这实在令人钦羡。其门人吴征铸先生谓：“盖师在清末，肄业两江师范农博科，专攻生物学；民初在上海，从史学家沈曾植先生受业三年，是以能融合清儒考据与西方科学方法于一炉焉”[1]。胡氏在入两江师范学堂前，其生来带有的艺术灵苗已经萌发，师从海上碑学名家李梅庵，始习《郑文公碑》与《张黑女墓志》，其目的在于兼取郑之坚实严密与张之秀美空灵，逐步消解过去书体单一所致的板滞积习。也算是胡小石一生的机缘，30岁时他曾在上海做过三年李梅庵子侄的家教，此段经历无疑使胡氏获益终身。“小石居梅庵家，青岛、上海两方遗臣举动，多窥内幕”[2]，单就书学而言，梅翁乃江西临川藏书世家，所收碑版拓本甚富，加之来往者皆晚清名宿如沈子培、郑大鹤、王静庵、陈散原、郑孝胥、徐积余、刘聚卿等，金石书画，诸公常作竟日观摩，小石遂得以耳目濡染。
1914年，胡小石始见流沙坠简，触动甚大。他联想到生物学中“进化论”观点，断言，书体之演变绝非截然断代，“昔阮芸台作《北碑南帖论》，力主阁帖中魏、晋人书为依托，其言甚辩”[3]，又在其临汉简作品中说“芸台诸公睹此可释阁帖之疑”。是的，胡氏于汉简临习不辍，直至谢世，从其大量临作中可以看出，早期多为章草类书体，基本为直接照临原迹而少作变化。但是到了晚期即60年代，胡氏所临汉简已纯粹自家路数，有八成貌似其隶书，其同柔融《张迁》之方整、《马姜》之矫变以及何绍基隶书之苍凝。故吴白陶先生说：“（胡氏）自习流沙坠简，始明两汉隶分、章草与魏晋楷书、行草之真相，而书法太进。”[4]同时可以看到，在胡氏的临汉简之作中，少了简书的干练率性而多了几分如“屋漏痕”模样的涩劲，可算独绝，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天赋。这种“涩”劲，来自乃师梅庵先生，其旨趣在于令线条质感强烈且有斑驳厚重之妙，然难免做作之累赘，因之有人讥称“战战兢兢”。胡氏自当明乎此，故其有云：“凡用笔做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5]如此发展完善了的观念，胡氏应用于其篆、隶、行、楷、草诸体，尤其篆书，多以方涩写殷周金文偶及秦权诏版。但把胡氏30年代与60年代所临作的金文相比较，除却钟鼎器物本身铭文形态之差别外，不难发现其风格之变异处，即，愈是晚期其临作当中线条的“顿挫”愈是微弱，此理应视为功力日益老到的标志之一。可以肯定， 胡氏一直期望着自然而然的笔墨技巧，并不断努力以求臻炉火纯青之境地。梅墨生先生在评胡小石书法时曾说，“用笔基本上承袭了乃师的苍涩战掣与老到，却能稍加温润”（按此“温润”二字妙甚）、“像蝉一样的脱壳，需要能力和时间”、“胡小石书法为‘老成持重’，这也许是与他的性情为人有关的”[6]，均中肯之语。书法实践之中的这种“脱壳”着实不易，因为这个过程需要整合“功”与“性”，非两者俱佳者难逮也。胡氏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在1961年《跋何绍基临史晨碑册》有感而发：“吾尝叹前贤学书，惟恃拓本，池水尽墨，仅乃功得之。今日地不爱宝，五十年中，居延、敦煌木简，出土相望，汉人真迹宛如对面。使爰叟生今世，得见诸寄，不知其神化更如何也。昔人用功深而耳目苦隘，我辈今日耳目之资广矣，所得乃不及前贤远甚，岂不愧哉！”胡氏所云“耳目之资广”当指墨迹，即帖而非碑，缘此，也就不难体会胡氏意欲之“神化”为如何了。
“诗歌于大篇中见其法度，欣赏其能；于小篇中见其指趣，欣赏其妙”[7]，胡氏此说可谓知诗之言，持此以欣赏书法作品，亦庶几其可。游寿评介乃师胡氏书法“具有诗人气质，有人以为‘犷悍’，我感到这两个字安在胡先生的书法上并不妥当。他一生的字是沉雄豪放，是经过锻炼后加入文学修养烧铸出来的” [8]。胡小石作诗人当之无槐，其诗人气质、文者才情固当表现于其书法艺术中。胡氏书法，笔墨雅壮不凡，以篆书得笔法，以隶书得体势；然窃以为，胡氏暮年尺牍如《寄胡令德书》则最可代表其书法水准，因其以草书得韵致，挥洒自然也。追溯其早期手迹如1917年的文稿，虽说笔下功力尚嫌幼嫩，但不乏颜体行书的轻松随意。而胡氏的中晚期行书作品，年富力强而技巧娴熟，但多少有点太郑重其事，过于“严肃”，故尔偶出潇洒一笔长撇大捺则又似显得突兀了些。相比之下，我则更喜欢他的临羲献、自书诗卷以及文稿手迹，信笔流露但仍可从中窥见作者既有之根柢。胡氏40年代所作行书《晓星篇》等，别具风采，使我想到同出梅庵门中的张大千。张氏巧于结构造型，字势倾侧而摇曳生姿，且能令通篇谐调一致，因而气息超拔；但实际上，细察张氏的线条质量，确也并不比胡小石高明，则个中意思殊耐寻味矣。
胡小石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书法大家，其所行走的艺术实践道路对后来学者极有指导意义。自始至终，胡小石挚爱着书法艺术，并用功殊深，其天才亦展露于此。先生在《书艺略论》开篇便说：“世有以作书一一一写字为主要艺术之一者，惟中国为然”，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堪给今之崇洋者流一大棒喝。该文中在谈“用笔之轻重”时，有其笔毫“三分”之说，极为精辟：“用笔轻者，其效果为超逸秀发；用笔重者，其效果为沉着温厚。书之使笔，率不令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兹劳舌用笔之事，实因叹观今书界习气，多操管横刷、枯柴浮躁者，俨然不知用笔为何物也，且呶呶然绐误后学，故此余敢受愚昧见短之讥。然人微言轻，奈何，惟呼识者同道共察焉。
1997年3月18日夜橐庵竹窗下
注：
[1]吴征铸《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中国文学史讲稿·后记》。
[2]刘成禹《世载堂杂记·清道人轶事》。
[3]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书艺略论》。
[4]吴白陶《胡小石书法选集·前言》。
[5]同[3]引。
[6]梅墨生《现代书法家批评》。
[7]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唐人七绝诗论·引论》。
[8]游寿《关于胡小石先生的回忆点滴》，见《中国书法》1987年第2 期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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