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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地上去——吉林东丰农民画考察报告
http://www.cuizimo.com  2014年2月26日 20:48  文章来源:自默文化网  点击:3798次

《中国文化报》2014年2月26日第4版“美文/副刊”

http://epaper.ccdy.cn/html/2014-02/26/content_118933.htm

到土地上去——吉林东丰农民画考察报告

崔自默

崔自默在东丰中国农民画馆与农民画画家交流
崔自默在东丰中国农民画馆与农民画画家交流

  《马到成功》  崔自默 董吉斌 绘
《马到成功》 崔自默 董吉斌 绘

《一日千里》  崔自默 杨洪亮 绘
《一日千里》 崔自默 杨洪亮 绘

 《马年如意》  王忠礼 绘
《马年如意》 王忠礼 绘


“我与农民画的渊源,由来已久,因为,我也曾经是农民。”在吉林省东丰县农民画颁奖晚会上,当我接受南屯基镇合兴村荣誉村民证书时,我激动地说了这番话。“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要乡南张庄村第十生产队,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也都是农民画家,我为他们而骄傲。”

城市生存的人们,在高楼林立间奔忙久了,心里难免浮躁,迷失自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到土地上去,早已成为时尚。前些年,每每从城市喧嚣中踏上故乡的那条小路,我心里就立即感觉分外踏实,找回了自己,并开始重温少年的梦想。虽然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它进步了。

游走在前进的时光里,很多问题需要再思考。

农民画,不等于农民的画。我对农民画的认识,逐渐清晰,除了主观感情因素外,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客观而冷静的艺术哲学分析。农民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其艺术性远远超越民俗性。既然艺术性一点也不低,表现形式一点也不落后,那么我想,是该重新认识农民画的时候了。

当代艺术市场虽然繁荣,农民画却显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难道仅仅因为作者是农民么?经济发展的粗糙阶段,滥用资源、毁坏环境,可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未必高。社会文明显现于多方面,包括艺术劳动的公平认可。广大农村多一些从事艺术的农民,将有益于农村文明进程。

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民强则中国强,农民文明则中国文明,农民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则“中国梦”不再遥不可及。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重新认识农民画的价值,适逢历史良机,文化产业大繁荣、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文化立国的转移、走群众路线,这些好消息都在预卜农民画的春天。

我知道吉林东丰农民画的名气,是在很多年前,但与它近距离接触的缘分,则始于二〇一三年。经朋友介绍并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终于踏上前往东丰县的路,去考察那里的农民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认识东丰农民画需要一个过程。从物质方面而言,人杰地灵,这个“中国梅花鹿之乡”有其渊源。一六一九年此地辟为盛京围场,光绪初年被御封“皇家鹿苑”。东丰人工养鹿历史长达二百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工驯养梅花鹿的最早之地。

关于中国农民画,吉林东丰与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并称三大农民画之乡。东丰县的文化以龙图腾为积淀,民间故事、诗歌、绘画、剪纸、刺绣、木雕、彩绘、石雕、泥塑、鼓乐、曲艺、秧歌、魔术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并存。

追溯东丰农民画的文化谱系,可以很久远,但讲述东丰农民画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故事需要提及。原秀水乡红榔头村李刘氏心灵手巧,擅长剪纸、刺绣和用毛草纸绘画。她的长孙李洪山耳濡目染学会这些技艺,走乡串户做木匠活,又常常为乡里乡亲做剪纸、刻木雕、彩绘棺材画、糊彩棚、画泥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氏家族的绘画天赋在李洪山之子李俊敏和李俊杰身上得到继承。李俊敏中学毕业后跟父亲学手艺,常在生产队墙报上写写画画,逐渐走上民间艺术之路。在李俊敏和李俊杰的带领下,一九七三年,爱好美术的青年们成立了业余美术小组,秀水乡党委把会议室划为农民画室,农民画作者发展到二十七人,李俊杰创作的《学犁》在《吉林日报》上率先发表。一九七五年,秀水乡文化站经县里批准成立,从此东丰县有组织开展的农民画创作活动正式开始。很多农民开始喜好画画,农闲季节他们抄起五颜六色的画笔,互相切磋提高。

一九七一年,东丰县红石乡李俊敏、李俊杰、张玉艳、姚凤林、李升华等自发组织起来尝试着将板报、宣传画等转为纸画,用画笔描绘家乡的日常生活。他们不分严寒酷暑,在简陋的农家院落里晚上点着煤油灯,用最廉价的颜料和纸张作画。这些作品构图自由、形象质朴、色彩鲜艳,洋溢着关东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和浓郁的北国民俗风情,粗犷豪放、凝重和谐,充盈着原始生命之美,闯出了一条以民族传统为根基、以关东民俗为原料、以自身生活为源泉的创作之路。

艺术见证历史。农民画则是再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生动镜头。

改革开放后,东丰县农业、农村、农民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农民文化精神需求日益提高,艺术表达水到渠成。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全国首届农民画大展”上,东丰县有六件作品参展,四件作品获奖,其中张玉艳的《幸福的晚年》获一等奖、李升华的《农忙时节》获二等奖,均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姚凤林获二等奖的作品《关东烟》被外商买走。从那时起,东丰农民画声名鹊起。

一开始,东丰农民画还纯属消遣之作,后来影响越来越大。一九九六年,他们在中国美术馆专门举办了画展。从此,农民画家们尝试着把作品打入市场。如今,东丰县有数十位专职画家,每年有两万余件作品销售海外,效益好的每户仅此一项年收入就有两三万元。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农民画已成了东丰县别具一格的新兴产业。

东丰农民画是县文化名片和拳头产品,更是辽源市、吉林省的特色文化品牌,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推动农民画产业大繁荣,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近年来,东丰县在农民画产业发展上动了脑、出了力、花了钱、办了事,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成效,为县、市、省和国家赢得了荣誉。

果然名不虚传,当日下午,在参观“东丰中国农民画馆”时,我看到了很多农民画精品和发展史料。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一行专程来东丰县调研农民画发展,并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东丰农民画创业产业基地”授牌。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我国文化遗产发现、研究、保护的社会组织之一,在募集海内外资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修缮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耿莹会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女儿,也是著名画家。基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之心,近年来,年过花甲的耿莹女士仍坚持亲自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研究活动。当看到农民画家李俊杰为她父亲耿飚所作的画像和她父亲的亲笔题词“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时,耿莹非常激动,她说:“父亲是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创始人,我一定会秉承父亲遗愿,为农民画发展做更多的实事,帮助东丰农民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黑土地上,农民不仅耕种了粮食,还丰收了艺术。农民画可谓生产劳动和文化学习、艺术追求的结晶。

一九八七年东丰县被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称号,二〇〇八年东丰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二〇〇九年,东丰农民画被确定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二〇〇〇年,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东丰农民画册《关东情》在国内公开发行,首印五千册很快销售一空,成为国内收藏爱好者的珍品。二〇一〇年,在首届“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展”上,东丰县被中国美协评为“中国十大农民画乡”之首。

东丰农民画已有数百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百余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数百件作品被联合国和世界知名美术馆收藏,数千件作品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万余件作品走向世界市场。东丰农民画队伍累计达到五千余人,农民画辅导教师百余人,知名画家数十人,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创作队伍,很多作者成为国内知名画家。

在东丰农民画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艺术大师曾经助力。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亲自到东丰县讲课指导,并力推他们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展出。我在编辑二十二卷本《王朝闻集》时,读到过他对东丰农民画的高度评价:“这些农民画虽土气十足却有相当的艺术魅力。”“我接触过一些吉林省的二人转艺术,东丰农民画与前者有一种可喜的共性,那就是浓厚的地方特征。仅就这些作品的题材所显示的北国风光来说,和属于江南水乡的金山农民画的意味有多么显著的差别。同样具备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和形式的美。”

在前些年做编辑的时候,我与华君武、王朝闻等前辈都有密切交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和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创作规律,更是对生活的热情,包括对普通农民的感情,而且,我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都能发现从生活热土里吸收到的丰厚滋养。

欣赏着一幅幅东丰农民画,我浮想联翩。我的大学是在陕西咸阳度过的,有一年夏天,同学们到户县游览,那时我开始知道户县农民画。说真话,当时作为工科学生,我没有知识能力来解读农民画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更不能理解其艺术表现力的高明之处。在陕西农民画里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资源,不少民风民俗专家指出,从这些民间艺术里,可以挖掘出西方现代艺术中很多对等元素。

中国农民画,不能简单地以一句“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来笼统概括。

次日晨,当在宾馆看到大丽花的图片时,我不禁惊叹:朴实而美艳!

大丽花是东丰县花,有红、黄、橙、紫、白等颜色,在重瓣大丽花品种中有白花瓣里镶带红条纹的千瓣花,分外妖娆。大丽花花期在六至十二月,可惜这个季节看不着。

法无定法,是艺术自由而崇高的境界。农民画不似学院派作品那样讲究“原则”,而重在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感受。李俊敏的《乡村自来水》、《讨价还价》、《角力》,赵广贤的《庄稼人进城》、《爬犁坡》、《篱笆墙》,张玉艳的《幸福的晚年》、《对棚》、《巧妇》,姚凤林的《农家四美》、《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八仙过海》,李俊杰的《老鼠嫁女》、《立木千斤》,吕延春的《暖冬》,王忠礼的《长白山宝》,王素杰的《满山大蘑菇》,郭荣梅的《大篷车》、《东北大秧歌》,王敬昭的《争窝》,王秀琴的《下地归来》,姚凤林的《老鹰抓小鸡》,赵广贤的《四季风》,于士清的《小银行》,徐瑶的《苹果梨丰收》,夏彦的《待客》,李子军的《三九天》,等等等等作品,光看标题就可以联想到它所要表现的事物与情绪。画中人物和动物形象独特、夸张,具备抽象艺术、构成艺术、装置艺术和符号艺术的多重元素。

社会生活和土地劳动,本来就是无限鲜活的图片库,是艺术家不朽的创作灵感。农民画艺术入情入理,表达一个时代的思想情感直截了当,这是它的长处。东丰农民画没有局限在表现鹿乡的地域特征,而是不断开阔视野,扩展艺术表达方法。对于农民画的发展,他们各有想法。作为东丰农民画创始人之一的李俊杰,作品多次赴国外展出,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个人”,他说:“我担心精品与力作匮乏,更希望学生能超越我。”李俊敏则说:“关键是要出好作品。艺术产业化可以,不能纯粹做买卖。那就失去了农民画的发展潜力。”吕延春说:“农民画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一些作者刻意模仿起市场上流行的画风和西方美术风格,是不可取的。”

艺术是生命的寄托——这是我在贵州千户苗寨考察时得出的结论。艺术的概念、理解和阐释,因人而异,可以存在很多种,然而,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他们热爱艺术本就不是为了金钱。一身嫁衣和节日盛装,往往是需要终其一生来创作完成的。那是艺术精品,更是劳动之余的精神寄托,是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幸福未来的憧憬。

次日上午,我在东丰县第二中学大礼堂为全县作题为《中国梦·群众路线与农民画》的讲座。在开场白中,我讲我从农村走出来的故事,随后解读了东丰县第二中学校训“崇德、砺志、博学、笃行”。大屏幕背景上,是我书写的这八个字。我着重分析了“砺志”与“励志”或“立志”的不同,指出“志”是一个不断变化、进步、完善与升华的过程。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梦想,去劳动,去创造。

农民画家争相提问,我一一解答。我亲身感受到,农民画家有自然生态资源,有自由创作意识,更有文化需求,有审美渴望,所以需要积极引导。

记得上小学时,在老家的屋里墙上贴有一幅年画,叫《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农村是广袤的沃土。

东丰县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农民喜欢美,亲近艺术,这是东丰不断进步的良好基础。艺术之美,辅助民众来不断内省天性的真与善,帮助他们追求理想化的生存状态。

作为农民艺术的代表,农民画就是农村文明的正能量,它以展现幸福生活为使命。文明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集中体现,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充足,更是自然美好、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精神崇高。

艺术家到农村去,到生活中去,重新沐浴灿烂的阳光,才会精力弥漫,神情振奋。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服务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仅是表面文章。当年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可见艺术的功用宛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农民画”属于民间艺术范畴,但因为传承民族记忆、紧贴时代步伐、亲近自然风物、歌颂和谐生活、着眼装饰趣味、注重色彩效果、讲究视觉符号、追求社会理想等因素,早已被确认为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

农民画给我不少启发。艺术审美现象之一是曲高和寡、知音难遇,所以“雅俗共赏”成为一种选择和追求;事实上,反复辩论的结果是,雅和俗本为一体,只是不同侧面的投影罢了。

当然,农民画也需要创新。“中国农民画”从表现中国题材和画法技巧、工具材料方面,有所区别于油画、水墨画、粉墨画、水彩画、年画、布贴画、蜡笔画、剪纸等,这并不排斥农民画借鉴其他艺术以求发展。

传统告诉我们传统是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传统不是什么。农民画有优秀的历史,但它灿烂的未来靠今天去创造。农民画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很多方面助力,但核心力量只能来自于农民画自己。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文化需求在发生变化,经济大潮中艺术品消费格局也在不断变化。面对艺术市场的竞争,农民画要找准定位,稳步发展。政府支持、受众欢迎、市场需求,农民画完全可以成为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著名品牌。

有些地方农民画家不被重视,农民画被冷落,所以市场价格也很便宜,如此,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农民画的商品价值,更是他们积极奔小康的热情和心气。

自己轻视自己,如何发展?农民画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走出国门。很多所谓学者、职业艺术家,他们心里明白农民画的艺术性,但又似乎不愿意承认农民画的市场价值。很多职业艺术家则靠国家吃饭,享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农民画家们却只能靠自己。

在中国文化标准内来衡量,传统中国画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如果放置在世界文化范畴内,中国农民画的优势则更相对凸显,它可以作为国际视觉语言通行无阻。

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是农民画发展的必由之路。做大做强没错,但如何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如何借助市场化运作扩大盈利,如何兼顾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走量还是靠质,如何让一部分农民画家先富裕起来,各个细节需要耐心把握,具体而微。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我第二次到吉林东丰,为农民画大赛评奖。

窗外,天降瑞雪。初审、复审、终审,优秀奖、一二三等奖、特等奖、特别贡献奖及农民画小画家奖,评选现场作品多、质量高,加之时间紧,工作量确实大。作品都是“盲评”,为了公平公正。评委们严肃认真,遇到难以取舍的作品,大家甚至发生辩论。

晚上,艺术家们一起到合兴村,体验农家“杀猪菜”。桌面无比丰盛,盘子叠了五层,平生叹为观止。鞭炮响了。“我忽然有点想家。”“我有了家的感觉。”“我还会来的。”我这番话,成了后来我作为合兴村荣誉村民的因由。

月光照积雪。行走在大地上,我备感幸福。好事多磨,次日在雪地上我重重地摔了一跤,右肩胛骨错位、肌肉受伤。回到北京后,我拖着疼痛的右臂,为吉林东丰县农民画优秀教育工作者刻制了印章七枚,并认真准备演讲文字和投影。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大早,我第三次赴吉林东丰。当日下午,我为东丰农民画讲习所作题为《生活、艺术与农民画创作》的报告。这次讲座内容与上一次不同,注重的是农民画创作的理论素养和实战技巧,旨在为农民画作者鼓劲,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大礼堂座无虚席,全县农民画骨干作者及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全部到场。

米勒、梵高、毕加索、达利、康定斯基、夏加尔、马格利特、米罗以及视觉心理学、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解构主义、立体派、思维画派等等,我比较了中国农民画杰作与世界艺术大师作品的异同,启发农民画作者推陈出新,发挥自己与世界艺术的共通点,大胆借鉴各个艺术流派,丰富创作元素和技巧。我从题材、构图、色彩、风格、符号等方面详细分析东丰农民画的实际情况,对东丰农民画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农民画作者们痴迷地看着大投影上的图片,津津有味地听我解读每幅画作的创作理念、背景、手法和特点,认真地做着笔记。我再次感到一种责任。

讲座结束后我即奔长春。在路上,东丰县委书记滕宝春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们聆听了讲课,高屋建瓴,以当代艺术最前沿的超前眼光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农民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希望广大农民画作者能以此为契机,把现代先进的艺术思想融入到农民画创作中,画出东丰农民画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水准。会后我与农民画家们交流心得体会,他们说这样的授课应该多搞,可以在创作思想上大幅提升,可以拓宽创作思路和手法。他们都摩拳擦掌,表现出十足的创作热心和信心。”听了滕书记这番话,我感到无比欣慰,他每次都与农民画家一起听我讲座,他是我的知音,更是农民画家的知音,于是我更相信,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我第四次到吉林东丰,参加农民画颁奖晚会。

车行半路,大雪纷纷,流风回雪,车如船一般飘荡。刚才远处还如《富春山居图》一样的笔墨山景,顿时掩蔽在了雪雾与农舍的炊烟中。

晚会上,我作为大赛主任评委,为优秀农民画教育工作者颁奖,赠上我为他们特别刻制的石料名章。李俊杰发表感言说:“真正的艺术和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枚印章,将是我最珍贵的收藏。”随后,我的惊喜也来了,县政府给我颁发东丰县南屯基镇合兴村荣誉村民证书。我感言道:“我自豪,我是一名优秀的农民画家!我获得过很多奖,但是,今天,人民给我的荣誉,高于一切!”

此时,我再次体会到文艺作品的生命在于积极而健康,其活力则在于民间大众。记得二〇〇七年我组织举办过“纪念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不在城里的大饭店,而选择在京郊的自然生态园。好的经典经得起反复阅读。很多年轻学者一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认为有点“左”,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更谈不上领会和实践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重新阅读毛泽东这样的论述,仍然感到它是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艺术研究文章,很有学术性和前瞻性,很有针对性和现实价值。它抓住了生活这一源泉,抓住了文艺创作的本质。

的确,文艺作品服务大众,兼顾普及与提高,是大学问。艺术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今天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兴隆,艺术品价格攀升,但是也有片面而迷狂地追求艺术个性、忽略普遍性、浮夸风、脱离大众的趋势。再看农民画,它始终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离开过大众。

农民画是一扇扇梦幻的门窗,等我们打开。“德不孤,必有邻。”农民画也开始拥有更多的知音,更多的支持者。

马年到了。我与农民画家合作的若干幅以马为题材的吉祥农民画,其中十二幅被中国移动手机报作为新年台历向外广泛发布。另外,我与王艳合作的《马到成功》这幅农民画则被《光明日报》作为公益广告整版刊登,向全国人民拜年。

农民画无拘束的构图和丰富的语言,宛如“思维画派”和“视觉场”,视觉元素靠思维联系在一起,营造一个个崭新的多维空间。现代与古代、民族与国际、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交织在一起,那是视觉轮回的盛宴,是审美心理的旅行。

农民画家靠农民画讲故事。一个个片段借助思维的蒙太奇,镜头推拉摇移,在读者的眼帘和头脑中剪辑出不期而遇的遭遇与惊喜。传统绘画的画面是固定的,阅读行为也往往被动,而农民画可以打破旧格局,在继承中升华,在发展中革命。

时代呼唤艺术大师,但艺术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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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地上去
——吉林东丰县农民画考察报告
到土地上去

——吉林东丰农民画考察报告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单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


崔自默


“我与农民画的渊源,由来已久,因为,我也曾经是农民。”在吉林省东丰县农民画颁奖晚会上,当我接受南屯基镇合兴村荣誉村民证书时,我激动地说了这番话。“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要乡南张庄村第十生产队,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也都是农民画家,我为他们而骄傲。”

城市生存的人们,在高楼林立间奔忙久了,心里难免浮躁,迷失自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到土地上去,早已成为时尚。前些年,每每从城市喧嚣中踏上故乡的那条小路,我心里就立即感觉分外踏实,找回了自己,并开始重温少年的梦想。虽然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它进步了。

游走在前进的时光里,很多问题需要再思考。

农民画,不等于农民的画。我对农民画的认识,逐渐清晰,除了主观感情因素外,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客观而冷静的艺术哲学分析。农民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其艺术性远远超越民俗性。既然艺术性一点也不低,表现形式一点也不落后,那么我想,是该重新认识农民画的时候了。

当代艺术市场虽然繁荣,农民画却显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难道仅仅因为作者是农民么?经济发展的粗糙阶段,滥用资源、毁坏环境,可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未必高。社会文明显现于多方面,包括艺术劳动的公平认可。广大农村多一些从事艺术的农民,将有益于农村文明进程。

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民强则中国强,农民文明则中国文明,农民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则“中国梦”不再遥不可及。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重新认识农民画的价值,适逢历史良机,文化产业大繁荣、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文化立国的转移、走群众路线,这些好消息都在预卜农民画的春天。

我知道吉林东丰农民画的名气,是在很多年前,但与它近距离接触的缘分,则始于二〇一三年。经朋友介绍并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终于踏上前往东丰县的路,去考察那里的农民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认识东丰农民画需要一个过程。从物质方面而言,人杰地灵,这个“中国梅花鹿之乡”有其渊源。一六一九年此地辟为盛京围场,光绪初年被御封“皇家鹿苑”。东丰人工养鹿历史长达二百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工驯养梅花鹿的最早之地。

关于中国农民画,吉林东丰与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并称三大农民画之乡。东丰县的文化以龙图腾为积淀,民间故事、诗歌、绘画、剪纸、刺绣、木雕、彩绘、石雕、泥塑、鼓乐、曲艺、秧歌、魔术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并存。

追溯东丰农民画的文化谱系,可以很久远,但讲述东丰农民画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故事需要提及。原秀水乡红榔头村李刘氏心灵手巧,擅长剪纸、刺绣和用毛草纸绘画。她的长孙李洪山耳濡目染学会这些技艺,走乡串户做木匠活,又常常为乡里乡亲做剪纸、刻木雕、彩绘棺材画、糊彩棚、画泥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氏家族的绘画天赋在李洪山之子李俊敏和李俊杰身上得到继承。李俊敏中学毕业后跟父亲学手艺,常在生产队墙报上写写画画,逐渐走上民间艺术之路。在李俊敏和李俊杰的带领下,一九七三年,爱好美术的青年们成立了业余美术小组,秀水乡党委把会议室划为农民画室,农民画作者发展到二十七人,李俊杰创作的《学犁》在《吉林日报》上率先发表。一九七五年,秀水乡文化站经县里批准成立,从此东丰县有组织开展的农民画创作活动正式开始。很多农民开始喜好画画,农闲季节他们抄起五颜六色的画笔,互相切磋提高。

一九七一年,东丰县红石乡李俊敏、李俊杰、张玉艳、姚凤林、李升华等自发组织起来尝试着将板报、宣传画等转为纸画,用画笔描绘家乡的日常生活。他们不分严寒酷暑,在简陋的农家院落里晚上点着煤油灯,用最廉价的颜料和纸张作画。这些作品构图自由、形象质朴、色彩鲜艳,洋溢着关东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和浓郁的北国民俗风情,粗犷豪放、凝重和谐,充盈着原始生命之美,闯出了一条以民族传统为根基、以关东民俗为原料、以自身生活为源泉的创作之路。

艺术见证历史。农民画则是再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生动镜头。

改革开放后,东丰县农业、农村、农民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农民文化精神需求日益提高,艺术表达水到渠成。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全国首届农民画大展”上,东丰县有六件作品参展,四件作品获奖,其中张玉艳的《幸福的晚年》获一等奖、李升华的《农忙时节》获二等奖,均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姚凤林获二等奖的作品《关东烟》被外商买走。从那时起,东丰农民画声名鹊起。

一开始,东丰农民画还纯属消遣之作,后来影响越来越大。一九九六年,他们在中国美术馆专门举办了画展。从此,农民画家们尝试着把作品打入市场。如今,东丰县有数十位专职画家,每年有两万余件作品销售海外,效益好的每户仅此一项年收入就有两三万元。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农民画已成了东丰县别具一格的新兴产业。

东丰农民画是县文化名片和拳头产品,更是辽源市、吉林省的特色文化品牌,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推动农民画产业大繁荣,促进县域经济大发展,近年来,东丰县在农民画产业发展上动了脑、出了力、花了钱、办了事,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成效,为县、市、省和国家赢得了荣誉。

果然名不虚传,当日下午,在参观“东丰中国农民画馆”时,我看到了很多农民画精品和发展史料。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一行专程来东丰县调研农民画发展,并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东丰农民画创业产业基地”授牌。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我国文化遗产发现、研究、保护的社会组织之一,在募集海内外资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修缮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耿莹会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女儿,也是著名画家。基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之心,近年来,年过花甲的耿莹女士仍坚持亲自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研究活动。当看到农民画家李俊杰为她父亲耿飚所作的画像和她父亲的亲笔题词“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时,耿莹非常激动,她说:“父亲是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创始人,我一定会秉承父亲遗愿,为农民画发展做更多的实事,帮助东丰农民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黑土地上,农民不仅耕种了粮食,还丰收了艺术。农民画可谓生产劳动和文化学习、艺术追求的结晶。

一九八七年东丰县被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称号,二〇〇八年东丰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二〇〇九年,东丰农民画被确定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二〇〇〇年,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东丰农民画册《关东情》在国内公开发行,首印五千册很快销售一空,成为国内收藏爱好者的珍品。二〇一〇年,在首届“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展”上,东丰县被中国美协评为“中国十大农民画乡”之首。

东丰农民画已有数百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百余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数百件作品被联合国和世界知名美术馆收藏,数千件作品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万余件作品走向世界市场。东丰农民画队伍累计达到五千余人,农民画辅导教师百余人,知名画家数十人,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创作队伍,很多作者成为国内知名画家。

在东丰农民画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艺术大师曾经助力。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亲自到东丰县讲课指导,并力推他们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展出。我在编辑二十二卷本《王朝闻集》时,读到过他对东丰农民画的高度评价:“这些农民画虽土气十足却有相当的艺术魅力。”“我接触过一些吉林省的二人转艺术,东丰农民画与前者有一种可喜的共性,那就是浓厚的地方特征。仅就这些作品的题材所显示的北国风光来说,和属于江南水乡的金山农民画的意味有多么显著的差别。同样具备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和形式的美。”

在前些年做编辑的时候,我与华君武、王朝闻等前辈都有密切交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和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创作规律,更是对生活的热情,包括对普通农民的感情,而且,我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都能发现从生活热土里吸收到的丰厚滋养。

欣赏着一幅幅东丰农民画,我浮想联翩。我的大学是在陕西咸阳度过的,有一年夏天,同学们到户县游览,那时我开始知道户县农民画。说真话,当时作为工科学生,我没有知识能力来解读农民画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更不能理解其艺术表现力的高明之处。在陕西农民画里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资源,不少民风民俗专家指出,从这些民间艺术里,可以挖掘出西方现代艺术中很多对等元素。

中国农民画,不能简单地以一句“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来笼统概括。

次日晨,当在宾馆看到大丽花的图片时,我不禁惊叹:朴实而美艳!

大丽花是东丰县花,有红、黄、橙、紫、白等颜色,在重瓣大丽花品种中有白花瓣里镶带红条纹的千瓣花,分外妖娆。大丽花花期在六至十二月,可惜这个季节看不着。

法无定法,是艺术自由而崇高的境界。农民画不似学院派作品那样讲究“原则”,而重在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感受。李俊敏的《乡村自来水》、《讨价还价》、《角力》,赵广贤的《庄稼人进城》、《爬犁坡》、《篱笆墙》,张玉艳的《幸福的晚年》、《对棚》、《巧妇》,姚凤林的《农家四美》、《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八仙过海》,李俊杰的《老鼠嫁女》、《立木千斤》,吕延春的《暖冬》,王忠礼的《长白山宝》,王素杰的《满山大蘑菇》,郭荣梅的《大篷车》、《东北大秧歌》,王敬昭的《争窝》,王秀琴的《下地归来》,姚凤林的《老鹰抓小鸡》,赵广贤的《四季风》,于士清的《小银行》,徐瑶的《苹果梨丰收》,夏彦的《待客》,李子军的《三九天》,等等等等作品,光看标题就可以联想到它所要表现的事物与情绪。画中人物和动物形象独特、夸张,具备抽象艺术、构成艺术、装置艺术和符号艺术的多重元素。

社会生活和土地劳动,本来就是无限鲜活的图片库,是艺术家不朽的创作灵感。农民画艺术入情入理,表达一个时代的思想情感直截了当,这是它的长处。东丰农民画没有局限在表现鹿乡的地域特征,而是不断开阔视野,扩展艺术表达方法。对于农民画的发展,他们各有想法。作为东丰农民画创始人之一的李俊杰,作品多次赴国外展出,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个人”,他说:“我担心精品与力作匮乏,更希望学生能超越我。”李俊敏则说:“关键是要出好作品。艺术产业化可以,不能纯粹做买卖。那就失去了农民画的发展潜力。”吕延春说:“农民画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一些作者刻意模仿起市场上流行的画风和西方美术风格,是不可取的。”

艺术是生命的寄托——这是我在贵州千户苗寨考察时得出的结论。艺术的概念、理解和阐释,因人而异,可以存在很多种,然而,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他们热爱艺术本就不是为了金钱。一身嫁衣和节日盛装,往往是需要终其一生来创作完成的。那是艺术精品,更是劳动之余的精神寄托,是对美好生活的讴歌,对幸福未来的憧憬。

次日上午,我在东丰县第二中学大礼堂为全县作题为《中国梦·群众路线与农民画》的讲座。在开场白中,我讲我从农村走出来的故事,随后解读了东丰县第二中学校训“崇德、砺志、博学、笃行”。大屏幕背景上,是我书写的这八个字。我着重分析了“砺志”与“励志”或“立志”的不同,指出“志”是一个不断变化、进步、完善与升华的过程。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梦想,去劳动,去创造。

农民画家争相提问,我一一解答。我亲身感受到,农民画家有自然生态资源,有自由创作意识,更有文化需求,有审美渴望,所以需要积极引导。

记得上小学时,在老家的屋里墙上贴有一幅年画,叫《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农村是广袤的沃土。

东丰县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农民喜欢美,亲近艺术,这是东丰不断进步的良好基础。艺术之美,辅助民众来不断内省天性的真与善,帮助他们追求理想化的生存状态。

作为农民艺术的代表,农民画就是农村文明的正能量,它以展现幸福生活为使命。文明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集中体现,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充足,更是自然美好、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精神崇高。

艺术家到农村去,到生活中去,重新沐浴灿烂的阳光,才会精力弥漫,神情振奋。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服务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仅是表面文章。当年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可见艺术的功用宛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农民画”属于民间艺术范畴,但因为传承民族记忆、紧贴时代步伐、亲近自然风物、歌颂和谐生活、着眼装饰趣味、注重色彩效果、讲究视觉符号、追求社会理想等因素,早已被确认为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

农民画给我不少启发。艺术审美现象之一是曲高和寡、知音难遇,所以“雅俗共赏”成为一种选择和追求;事实上,反复辩论的结果是,雅和俗本为一体,只是不同侧面的投影罢了。

当然,农民画也需要创新。“中国农民画”从表现中国题材和画法技巧、工具材料方面,有所区别于油画、水墨画、粉墨画、水彩画、年画、布贴画、蜡笔画、剪纸等,这并不排斥农民画借鉴其他艺术以求发展。

传统告诉我们传统是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传统不是什么。农民画有优秀的历史,但它灿烂的未来靠今天去创造。农民画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很多方面助力,但核心力量只能来自于农民画自己。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文化需求在发生变化,经济大潮中艺术品消费格局也在不断变化。面对艺术市场的竞争,农民画要找准定位,稳步发展。政府支持、受众欢迎、市场需求,农民画完全可以成为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著名品牌。

有些地方农民画家不被重视,农民画被冷落,所以市场价格也很便宜,如此,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农民画的商品价值,更是他们积极奔小康的热情和心气。

自己轻视自己,如何发展?农民画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走出国门。很多所谓学者、职业艺术家,他们心里明白农民画的艺术性,但又似乎不愿意承认农民画的市场价值。很多职业艺术家则靠国家吃饭,享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农民画家们却只能靠自己。

在中国文化标准内来衡量,传统中国画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如果放置在世界文化范畴内,中国农民画的优势则更相对凸显,它可以作为国际视觉语言通行无阻。

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是农民画发展的必由之路。做大做强没错,但如何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如何借助市场化运作扩大盈利,如何兼顾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走量还是靠质,如何让一部分农民画家先富裕起来,各个细节需要耐心把握,具体而微。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我第二次到吉林东丰,为农民画大赛评奖。

窗外,天降瑞雪。初审、复审、终审,优秀奖、一二三等奖、特等奖、特别贡献奖及农民画小画家奖,评选现场作品多、质量高,加之时间紧,工作量确实大。作品都是“盲评”,为了公平公正。评委们严肃认真,遇到难以取舍的作品,大家甚至发生辩论。

晚上,艺术家们一起到合兴村,体验农家“杀猪菜”。桌面无比丰盛,盘子叠了五层,平生叹为观止。鞭炮响了。“我忽然有点想家。”“我有了家的感觉。”“我还会来的。”我这番话,成了后来我作为合兴村荣誉村民的因由。

月光照积雪。行走在大地上,我备感幸福。好事多磨,次日在雪地上我重重地摔了一跤,右肩胛骨错位、肌肉受伤。回到北京后,我拖着疼痛的右臂,为吉林东丰县农民画优秀教育工作者刻制了印章七枚,并认真准备演讲文字和投影。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大早,我第三次赴吉林东丰。当日下午,我为东丰农民画讲习所作题为《生活、艺术与农民画创作》的报告。这次讲座内容与上一次不同,注重的是农民画创作的理论素养和实战技巧,旨在为农民画作者鼓劲,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大礼堂座无虚席,全县农民画骨干作者及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全部到场。

米勒、梵高、毕加索、达利、康定斯基、夏加尔、马格利特、米罗以及视觉心理学、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解构主义、立体派、思维画派等等,我比较了中国农民画杰作与世界艺术大师作品的异同,启发农民画作者推陈出新,发挥自己与世界艺术的共通点,大胆借鉴各个艺术流派,丰富创作元素和技巧。我从题材、构图、色彩、风格、符号等方面详细分析东丰农民画的实际情况,对东丰农民画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农民画作者们痴迷地看着大投影上的图片,津津有味地听我解读每幅画作的创作理念、背景、手法和特点,认真地做着笔记。我再次感到一种责任。

讲座结束后我即奔长春。在路上,东丰县委书记滕宝春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们聆听了讲课,高屋建瓴,以当代艺术最前沿的超前眼光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农民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希望广大农民画作者能以此为契机,把现代先进的艺术思想融入到农民画创作中,画出东丰农民画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水准。会后我与农民画家们交流心得体会,他们说这样的授课应该多搞,可以在创作思想上大幅提升,可以拓宽创作思路和手法。他们都摩拳擦掌,表现出十足的创作热心和信心。”听了滕书记这番话,我感到无比欣慰,他每次都与农民画家一起听我讲座,他是我的知音,更是农民画家的知音,于是我更相信,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我第四次到吉林东丰,参加农民画颁奖晚会。

车行半路,大雪纷纷,流风回雪,车如船一般飘荡。刚才远处还如《富春山居图》一样的笔墨山景,顿时掩蔽在了雪雾与农舍的炊烟中。

晚会上,我作为大赛主任评委,为优秀农民画教育工作者颁奖,赠上我为他们特别刻制的石料名章。李俊杰发表感言说:“真正的艺术和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枚印章,将是我最珍贵的收藏。”随后,我的惊喜也来了,县政府给我颁发东丰县南屯基镇合兴村荣誉村民证书。我感言道:“我自豪,我是一名优秀的农民画家!我获得过很多奖,但是,今天,人民给我的荣誉,高于一切!”

此时,我再次体会到文艺作品的生命在于积极而健康,其活力则在于民间大众。记得二〇〇七年我组织举办过“纪念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不在城里的大饭店,而选择在京郊的自然生态园。好的经典经得起反复阅读。很多年轻学者一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认为有点“左”,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更谈不上领会和实践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重新阅读毛泽东这样的论述,仍然感到它是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艺术研究文章,很有学术性和前瞻性,很有针对性和现实价值。它抓住了生活这一源泉,抓住了文艺创作的本质。

的确,文艺作品服务大众,兼顾普及与提高,是大学问。艺术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今天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兴隆,艺术品价格攀升,但是也有片面而迷狂地追求艺术个性、忽略普遍性、浮夸风、脱离大众的趋势。再看农民画,它始终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离开过大众。

农民画是一扇扇梦幻的门窗,等我们打开。“德不孤,必有邻。”农民画也开始拥有更多的知音,更多的支持者。

马年到了。我与农民画家合作的若干幅以马为题材的吉祥农民画,其中十二幅被中国移动手机报作为新年台历向外广泛发布。另外,我与王艳合作的《马到成功》这幅农民画则被《光明日报》作为公益广告整版刊登,向全国人民拜年。

农民画无拘束的构图和丰富的语言,宛如“思维画派”和“视觉场”,视觉元素靠思维联系在一起,营造一个个崭新的多维空间。现代与古代、民族与国际、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交织在一起,那是视觉轮回的盛宴,是审美心理的旅行。

农民画家靠农民画讲故事。一个个片段借助思维的蒙太奇,镜头推拉摇移,在读者的眼帘和头脑中剪辑出不期而遇的遭遇与惊喜。传统绘画的画面是固定的,阅读行为也往往被动,而农民画可以打破旧格局,在继承中升华,在发展中革命。

时代呼唤艺术大师,但艺术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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