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杰出的人物画家，这个结论的得出，需要综合艺术与人生等诸多因素，其中包括人生阅历、艺术风格、创作数量以及社会影响。

从艺术生平和创作实践来分析，黄胄的艺术可以大致分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学习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成熟期和文革后的创作高峰期。

白石虾、悲鸿马、作人鱼、可染牛、黄胄驴，如此简单的一个概说，则属于外行之语，是低估了黄胄的艺术才能。有着多方面艺术才能的黄胄，意在笔先，落墨酣畅，走兽、花鸟无所不善，无论是尺幅小品还是人物众多、场面复杂宏阔的巨构，他都能酣畅淋漓地表现，信手拈来，别开生面。他之所以有如此全面的创作才能，与大量的绘画实践分不来。黄胄扎根生活，深入民间，汲取艺术最鲜活的营养。他从速写入手，熟能生巧，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国画语言和笔墨符号。

黄胄人物画独具自家风范，他画面塑造的人物特色鲜明，从整体构图到人物造型、从笔墨线条到色彩搭配，都极具才气。对于中国画而言，大幅的创作如果没有天才的统揽全局的能力、准确的造型本事、高超的笔墨技巧、深透的生活经验，都是难以完成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在黄胄的很多巨作中，画面上人物、马驴牛、车碾农具、庄稼以及远处山景、近处花草，和谐而丰收的喜气充盈画面。主次分明，远近参差，疏密有秩，设色和谐，让人叹为观止。

笔墨当随时代。传世的经典，只能是史诗般的巨作。没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传统绘画，只能作为文人的书斋墨戏与情趣表达。时代内涵与历史意义，使黄胄脱颖而出，并与其他人物画家区分开来。事实上，很多有时代背景的作品，虽然与今读者生活情况有所差异，但内里有内涵的积极而内美的精神，确有着永恒的穿透力，时读时新。

燕赵中原的孕育，西北黄土的滋养，军旅生活的冶炼，造就了黄胄“必攻不守”的“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艺术人生。七八岁时即见出绘画天才的黄胄，十几岁便完成了大量的写生实践，21岁的黄泛区写生已见气象，24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部队采访，创作了大量的速写、漫画、连环画、宣传画，26岁时便得到徐悲鸿先生的夸赞，允为“前途未可限量”。

“我敢于画画，主要是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画的”，“在那样广阔的大地上艰苦劳动，我激动得不得了，不会画也要硬上。有自己的感受，就可以勇敢地忠诚地努力画出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黄胄如是说。——这就是一个质朴而伟大的艺术家，对质朴而伟大的生活的礼赞。大艺术是生命的寄托，是人生的夙愿。

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传统，造就了黄胄先生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练习与创作相结合的道路，不但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也产生出有高度有质量的绝对精品。“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邓拓在黄胄38岁时撰文有此评论，的确中肯。黄胄的“彩墨人物画”创作，独具风神气度，能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地域风情，豪放而壮美，旨趣在于歌颂劳动与力量之美，给人一种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不仅仅是画技的展示，更是人格与人性魅力的张扬。

黄胄人物画的独特地位，值得在中国美术史上大书一笔。他是建国以后产生的中国画大师，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最有影响力和典范意义的人物画家。真实的情绪和天才的技法，融合古今与中西，探索创新，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黄胄先生起着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也很有启示意义。他没有机械地经由文人画套路，也没有经过学院式的所谓系统而正规的训练，而是依托于蕴涵了无限真情与活力的现实，从辛勤的实践中，开辟出一条理想现实主义的新路。

艺术知音的积淀是市场空间发展的基础，黄胄的伟大艺术以震撼心灵的力量，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