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逢俊画作

                     文/崔自默

周逢俊是我知道的少有的才气卓荦的画家。起初“见识”周逢俊，是看到他的山水画作品，眼前一片氤氲之气，盈然盎然。其山水画，从布局谋篇到用笔、落墨，林泉高致，纡馀委曲，取法了古代名贤的很多具体特点和长处，有实境感，在有限的空间内，能推远，能深进去。至于气息，则清幽、远静，虽然偶而也设色于林间石上，但仍然不失其雅洁与清脱之韵味。

最近我又看到周逢俊的一些新作，比起他早些年的山水画来，笔墨似乎损简了一些，也不多敷色。大虚大实，小中见大，咫尺千里，在混茫中见清晰，在清晰中见力度，在力度中境界别开。单是凭借水墨的自然融合，分得高低层次、远近阴阳，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此间暗含了很多背景的知识和手段，也足见出中国画所提倡与追求的高明所在。

高明的中国画，不仅仅是艺术与技术层面的，除了要有笔墨要求，还要有思想、有境界追求。好的画作，同文章之理，从立意到章法、文法，缺一不可，否则就是小趣味、小把戏。现代的中国画，很多东西承袭了过去的陈腐的套路，没有一丝画家自己的想法，只作纸面上的摆设。把画画作游戏，没有错误，然而毫无新意之作，总是无趣。至于另一个极端，把画画当作思想潮流，做哲学观，以至于行为艺术，则不是视觉审美的领域了，画毕竟不是靠话来完成的。——这个关于中国画的现象，其固有性多大，如何才能相对地给予解决，我一直在思考。

读周逢俊的近期山水画作品，再次引发我对上述现象和问题的考虑。中国文人画，体现着中国正宗的艺术精神，其初衷，也许就是依赖这种笔墨的似乎简单化的形式，来寄托不同寻常的内容，其间也的确可以见出个人的胸襟气象。周逢俊面貌复杂的山水画，足可体现他笔墨的传统功夫；而他的外表简单的山水画，则可以更直接而有效地附着他的“艺术意欲”。简单的形式，不容易获得，它必须是“有意味的形式”，否则就无从表现它“有意味的内容”。我猜想，周逢俊一定体验到了这种寻求辨证时的矛盾与苦衷，也就在这体验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艺术创作的快慰。

用恰当的笔墨，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游刃有余，何其难哉。文化精神与艺术情性，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于画面，需要技巧。如果不勤奋，是不能获得娴熟的画技的。作为职业画家，周逢俊在人才济济的京城，“跌打滚爬拼搏七八年，人称‘拼命三郎’（周逢俊《癸未年杂感》），虽然他自谦“至今也没拼出个‘高贵’来”，但单凭画艺，确也堪称出类拔萃。艺术的生命，除了艺术本分之外，当然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性、修养与品格、机缘，总之曰道德。道德其大，涵盖至广，凭借它，才可以愤世嫉俗，指摘“时代的谎言，画坛之不幸”，并形成属于自己的生态圈，发展、弘扬。

没有思想没有快慰的枯燥的机械复制，不但丧失了自我，也根本无从捕捉到画面所可能营造的意象空间，尔后，持这样的作品，企图给读者以阅览与欣赏的愉悦，岂非虚妄。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在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与读者的认可之后，一般没有勇气来暂时放弃已有的所得，以做继续的进步。浪漫，以牺牲为代价，它是给非常与非凡之人所准备的。周逢俊，亦为其中之一。

诗，是周逢俊的另一才能，这是很多即便是优秀的画家所不能的。诗，不仅是语言文字技巧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感情思绪的寄托所在，那是仁者君子志气与道德的所在。画家不写诗，当然也可能做得一流的画家，但对于创作中国画而言，要希望攀登崇高的境界，终归是阻隔一层。诗与画，联类一起，既是为了读者观众的审美需求，更是为画家自己的精神追求。娱人娱己，始可尽善尽美。有了这样的基础，周逢俊能于平常生活中安之若素，能在安之若素中实现艺术人生的本真状态，能在本真状态下创作佳作精品，且俯拾即是。

冷逸、古奥，是我读周逢俊简笔山水时的另一感受。云生胸次，展转飘腾，那大概是他读书吟咏之际，倏忽有觉时的惬意之作罢。这种感受，也出现在我读他的花鸟画作品时。周逢俊的花鸟，倾慕八大山人，那是一个极高的目标、标准。八大山人的貌似孤绝冷峻，不是有意的着相，而是自然的外化，是有进取之心的狂，是不怪之怪，是习以为常。花鸟，笔墨形式虽似简略，但比之于山川重复，得意一笔，亦难能可贵。从普通的花鸟题材中，挖掘更本质的道性，倾听最淳朴的天籁，揣摩物我一如的状态，实现情与物的和谐，乃为艺术。艺术之为艺术，能作用于人及其生活，至此极矣。

2005-10-27写于信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