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珠交赠  温故知新

——观《当代书法京华十一家遗作展》后

文/崔自默

孙墨佛（1884-1987年）、萧劳（1896-1996年）、陈叔亮（1901-1991年）、董寿平（1904-1997年）、李长路（1904-1997年）、舒同（1905-1998年）、李可染（1907-1989年）、何海霞（1908-1998年）、王遐举（1909-1995年）、陆石（1902-1998年）、蓝玉崧（1925-1996年），欣闻这十一位已故艺术大家书法遗作联展，怦然心欢，此真雪后春风也。展览组织者和支持者之功德美意，首先让人感动；待进厅细细观瞻一过，又受益良加，思绪不已。

“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学习前辈大师们的宝贵经验，继承他们在艺术攀登中所未竟的事业。艺术的发展不是靠‘断裂’，而是靠传承。”这是展览《前言》中的话，何等恳切！艺术家们留下的，不止是可以挂在墙上的有形的东西，还有他们数十年而仍“未竟”的实践经验，而后者，对于大众和中国文化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书法，是中国文化中之“大美”，其渊雅多端，难以尽言；但是，似乎也没有必要把它说得玄而又玄、视之为核心的核心，因为那样无疑将剥夺去很多人从事书法活动的权利。等一个人的阅历丰富了、对书法的理解到位了、相关的学养足够了，他也许就剩不下多少时间来动笔墨了。

阅历，人人有，但有非常与平凡之差别。一流的书家，往往有一流的阅历，命中注定，其曲折艰深，常人难能遭遇和想象。笔下之气息，正从心中流出，其中则有阅历在焉。观赏这十一位艺术家的书法作品，我感到他们都以“气息”胜；他们的气息虽然互相不同，但都能超群拔俗。书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个人生活的工具，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历史上，一生中单纯以书法为业而能搞出名堂的，却少得很。阅历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人的性情，而专门书家所缺少的，正是这个。索靖、陆机、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苏东坡、米芾、赵孟   、宋克、祝允明、傅山等等，他们的阅历都足以让常人咂舌；就算近代的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徐生翁、陈子庄等等，哪一位又曾经是平凡之辈？观察他们的生活，真有点让人“窥谷忘返”而又“望峰息心”，一般人何堪经历他们的蹇蹇之途。他们的心态，至晚年始得趋于平静，也就在这个平静的机会中，闲临碑拓，慢修学问，加之安享高年，乃得“人书俱老”。当然，这些大书家也并非个个百寿，比如少壮之时“任性使气，好击剑斗鸡”（高启《南宫生传》）的明人宋克，生年仅六十一；再如清人赵之谦，生年仅五十六，其“悲庵”之悲惨，更是人所不愿。京华十一家中，当年大都曾有过轰轰烈烈之举，如辛亥革命老人孙墨佛、“红军书法家”舒同、延安“鲁艺”的陈叔亮、“兰亭论辩”的李长路。是的，他们当中有的不仅是大书家，还是大画家；凡大画家，其书法肯定也是开宗立派的，否则其画本身也要大打折扣，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无一例外。今展中的李可染、董寿平、何海霞，既是有代表性的大画家，而他们的书法，也各开生面。李可染的“酱当体”，结字与用笔、用墨，厚重中见空灵，如其画风；董寿平的书法，有其除绘画之外的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作支撑；“长安三杰”之一的何海霞，直接承传了乃师张大千那颇具性情的书法，有风帆并进之势。

文化，文而化之，学养，学而养之，都是慢慢修、慢慢养来的。书法活动，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种，要理解它、搞好它，除了书法本身的知识和技法之外，尚需要多方面的修养，所以也是急不得的事情。讲究相关学养的丰富，是高标准的、高要求的，是用来评价书法大师的，不是用来衡量“字匠”或“书奴”的。蓝玉崧是著名音乐学家，陆石是著名作家、诗人，萧劳、王遐举亦均学识渊博、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十一家中，每一位都学有专长，都不是光靠书法吃饭的。今人有以书法名世者，或连书法本身尚不清晰成样，遑论其他学养。“我们希望所有有作为的年轻一辈艺术家，虚心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展览《前言》中语）。此次展览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使人“虚心”的作用，但愿它能真地使人自知，尔后自策。惜乎，今天已然短缺了老一辈昔日那能得以心静气和的环境。

老一辈们的可贵品质之一，就是虚心，表现在对他人和对自己的书法的正确认识。虚心，然后才能心态平稳，才能下得了苦工夫；有了工夫，才有可能技法熟练；技法熟练，方有可能“技进乎道”，尽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的个性与书法个性的统一、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然而，书法实践中的上面几个“统一”问题，并非简单地可作结论，这次展览促使我再作一些思考。文化人的书法，就一定能表现出文化？书法的个性，能否表现其人的个性？怎样才能算得上技法的“熟练”？书品是否能与人品统一？书法本身是否真地能表现（或曰内涵）那么多的学问和修养，即便能，观赏者到底能品味出多少？书法理论好，是否就能写出好书法？等等。

文化和学养，是书法能否写好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有文化学养，不一定能写好书法；而没有文化学养，却一定写不好。书法的个性，不一定能与人的个性统一，原因很多，主要的是技法不熟练，笔墨不听使唤，想表现个性却无能为力。技法的“熟练”，不只是临帖的逼肖或者笔墨的精能，还包括表现个性的才能，能心手双畅、游刃有余，方称得上“熟练”。人品高，书品不一定高，因其技法不逮也；人品劣，书品优，因其技法熟练也。正因为心手常游离而不能合一，所以书品不能完全表现人品。书法本身有其局限性，先不说人的技法难以臻至“为所欲为”的境界，就是笔墨线条本身也不大可能完美表现性情哀乐，它更不可能比拟音乐之声、舞蹈之容。退一步说，就算书写者自以为在字里行间注入了很多内容，但是，观赏者却不一定能品味出来；所说非所听、所授非所受，是常有的事，何况说者自己就没有表达清楚。对于书法活动，理论和实践总是有距离的：没有书法理论作指导，书法实践是低效的；书法理论水平既高，但技法跟不上，自然会眼高手低；理论好，技法熟练，作品艺术水平一定高（此假定理论和实践的“好”与“熟练”都是真正的、到位的，而不是虚伪的、偏颇的）。

萧劳先生的书法，我这次认真端详一番，着实钦敬久之：其作品堪称自具风范，秀挺中蕴厚重，融合碑帖，粗线条方刚劲健，就那细笔游丝，也是柔韧爽朗的。前辈大师的作品，有“清醒剂”的作用，发人思辩，给人“泼冷水”。我们需要虚心，但我们不能心虚，因为我们有把书法艺术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责任。这等高超的书法手段，若非勤学苦练，何敢企及？我真地是背上“包袱”了。

“我们从中得到的决不是包袱，而是前进的动力”（展览《前言》中语）。“包袱”里面是粮食，所以，我们还是主动地去背负！

                1998年11月26日晚于湖西小楼橐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