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之中的刘洪彪

文/崔自默

  前日，通过和刘洪彪的一次长谈，我得知了他更多的生活阅历情况，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谈他的书法创作历程，其间也夹杂一些关于书法创新以及欣赏方面的小小辩论，这些，都使我对他的了解更加贴切。

我一向认为，要确知一件艺术品的内涵和价值，假如不了解其作者，茫然不晓其人、其事，就只能知其然，而不会知其所以然，不会知其所以不然，于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到底存在着相当的隔膜。其实，别说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书法作品，就是面对某位书家其本人，倘若他根本不开口，你不可能洞察其内心思想。能给人相面的人，我见过不少，但或许缘分不到，没有遇上十足的高手。能给书法相面的人，当然不同于江湖术士；作为文人的书法家或者书法批评家，亦如给人相面者一样，他们对书法作品的剖析，也绝对不可能准确到百分之百。

  听了刘洪彪的诉说，我从他身上又一次体会到：大凡有成就的人，虽然各自履历不同，但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个苦难的家事和不同寻常的生活。刘洪彪 7岁丧父，15岁下井当矿工，20岁入伍；他学书法，一无家传，二无师授，全凭着一股对书法艺术的挚爱，这股挚爱，足以使他固执、倔强，矢志不逾。一天施工下来，当战友们都入睡了，他要拖着疲惫的身体练字到深夜，每天如此，过度的劳累使他胃穿孔住院，他仍然无休止地写着。看着干瘦的他，我感慨，在我认识的所有书家中，惟独他是用生命在书写。“自助者多福”，“吉人自有天相”，书法艺术也回报了他：他今天拥有自己的书法创作室，是全军中是屈指可数的专业创作员。

 对书法作品的认识，之所以难能准确而无偏差，是由多方面原因注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书法作品本身的形式和表象，不能确切地传达其作者本人的内涵和意思。一幅字，假如它没有多少笔墨基础，技法也拙劣，造形更荒疏，这些内行很容易看出来。但是，假设另一种极端的情形：一位有学问修养、也有格调品位的人，让他拿起毛笔来写书法，就一定能表现出相应的修养和品位来吗？恐怕未必。搞书法，毕竟需要有专门知识和技巧存在，此间，起码存在法度和规矩的有无、多寡与生熟等诸端问题。

 刘洪彪的书法，是经过了一个深“入”阶段的，虽然单从现在的书法作品的风格来看，几乎难以想象他最初习书时的面目。刘洪彪的习书法，是练过“童子功”的，而且非同小可。他的成功，在于完成了一个“入”与“出”的交轨过程；而实际上，使他最费力的还是后者。他的才气、聪明，也全发挥在于斯。书法史实的轨迹表明，一位书家，只有具有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才能在书法史的坐标系内占有一个点。袁中郎有云：“夫惟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袁中郎随笔·小修诗叙》）这话说得可谓透彻、痛快。兵法有云“奇取而正守”，作为军人的刘洪彪，当深知此理，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懈地努力于自己风格的塑造——“出”新，既而完善。“必不可无”——这是他的志向。

书法，属于一种造形艺术，但又不全是，它有一整套的文化传统以及造形规律、欣赏习惯。纸上书写的东西，只要还是书法，就要有传统的观念，就要基本符合既定的审美规律。于传统，能“入乎其内”，谈何容易！？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入乎其内”之后，还要能“出乎其外”，所谓推陈出新、继承发展，正是此理。知道传统的困难，于是避重就轻，极力鼓吹创新，就是哗众取宠；反之，没有创新的本事，于是胶柱鼓瑟，一味僵守传统，就是刻舟求剑。此两者之弊，均违善变之旨。

袁中郎所言“原不可优劣论”当辨证理解；书家的面目出新，虽然是首要的，但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难以做到的，是在“新”的基础上求“好”，因为，衡量艺术好坏的纯粹标准，不是新旧，而是好坏。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列举八体，最上者“典雅”、“远奥”，最下者“新奇”、“轻靡”，并指出：“新奇者，摒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如果批评当代书法之创作，正流行“新奇”与“轻靡”之病，乃是中肯之语。刘洪彪书法，有自己的面目，然而他不满足，他追求的，是要继续与时风流习拉大距离。他说过一句话：“书法难，难就难在它的貌似简单。”此言可算折肱之语。他室名“逆阪斋”，取“逆阪走丸，迎风送棹”之意，可知其自励、自省，也可知他在创作时从章法到结体到用笔等方面都力避常态之一重大原因。

在创作中，“情理之中”是刘洪彪一直在体会的问题。情与理，是一对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性，就没有艺术。拥有理法而不为之缚，宣泄情趣而不因之纵；在书法创作中，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很值得思索。理，类乎法，其获得，需要一个逐渐熟练和思辩的进程。孙过庭《书谱》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并非一般书法家可以梦见。人老易，书法“老”则难。“通会”，则更不是光凭年纪的“老”就可以企及的境界，其间，更多的有天才、情趣、个性、气质、胸怀、襟抱、品味等等元素。言及情趣，不妨再引用袁中郎的话：“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袁中郎随笔·会心集叙》）用袁中郎此话来理解书法，当有两个层次：首先，趣不易得；其次，趣要自然。“趣”，则类乎情、韵、态，其表现于书法，便是造形；翻看中国书法史可以发现，书体的流衍和书家的传承，无不落实到一个“形”字；没有造形意识和造形能力的书家，绝对是平庸的，当不得一流大家。可是，既有了造形意识，又不能忸怩做态，不能虚张声势，却要自然而然、恰如其分、复归平正。观王羲之书法，初似规整无奇，然细审之，乃见其章法、结体、笔法以及墨法的变幻多姿，原来，无一笔是规规矩矩的，这便是其高明处、独绝处。

有意无意——有造形意识而又不故意做作，刘洪彪认识到了这个关键。他相信，一定存在一种书体书风，大家都公认它，只是现在书家工夫未到，尚未获得罢了。他之所以孜孜地苦求，大概也正在试图寻找和开启那扇神秘之门。他不会投机取巧，所以疲累。他对“趣”的追求，表现在视觉和心理感受的综合效果上。他的《楷行两体书唐诗扇》，注重形式，有远近、动静之势，有画意；《行草书杜甫〈登高〉诗扇》，字间掩映扶疏，有纵逸气；《〈玩物两首〉行书斗方》作稿本形制，格线内字体疏密有秩；《〈弱冠从军〉行书册页》则笔画参差，极斜正、方圆、疾涩、长短、轻重诸能事。刘洪彪书法的书写内容，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诗词对联、艺术随笔和生活日记，他做到了用自己的笔墨，抒自己的情怀，同时，他更期望自己的书法，最终实现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老子云“善行无辙迹”，书家可以为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