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亏一篑”辨义

 崔自默

世人每言“功亏一篑”，大抵以惋惜之辞视之，谓其惜败垂成，诫人不可半途而废。此语本出《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意在警示临近成功之际尤须慎终如始。《论语·子罕》9.19承而发之：“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朱熹旧注解“平地”之“平”为形容词，释作于平地上堆土，遂将全章大旨归于劝人自强不息、不可中辍。然若从句式对勘，“为山”之“为”显系动词，表堆筑之义，则“平地”之“平”亦当为动词，意指填平低洼。堆山仅欠一筐之土，山体犹存；地中之穴一日不补，日用之间终成患害。辞气之间，微义已见。

同篇9.30又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学之至境，正在于“权”。权者，权宜权衡、见机而行之谓也，亦即儒家所谓“反经行权”，源出《公羊传》“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此言处特殊情势之下，不泥于固定教条，而能审本末、度轻重、因时以制宜，正合《易经》“变易”之精神——察几微之萌，洞事物未著之端。其妙处，便在通变不执。

孔子曰“止，吾止也”，非懈怠止步之谓，乃权衡而后主动裁断之止。功亏一篑，焉知非福；悬崖勒马，自损者益。适时而止，未尝非另一种保全。《大学》言“止于至善”，此“止”非停滞，乃取舍有度，归于最恰当之境地，恰是“时中”之旨。

《中庸》有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所谓“时中”，既守中道之常，复顺时机之变，即《易经》随时变易之义理，与《论语》“过犹不及”互为表里——不偏执于一味求进，亦不苟且于退避，分寸之间，恰如其分。

中庸之为至德、至道，妙处即在反经行权：该进则进，当止则止。然行权不可肆意无度，权衡决断必以“智”为基。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提出“必仁且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行权之际，既须怀仁心，尤赖智慧判别。《中庸》亦云“好学近乎知”，不好学则无以成智，成智不足，则《论语》所谓“知者不惑”无从谈起，真正的权变亦无所依附。

《论语·学而》1.8曰“学则不固”，此“固”不单指学之扎实牢固，更深一层，乃谓唯好学不倦，不断修正自身思维，方能免于顽固、免于认知僵化、免于固陋。此义正可与《论语·子罕》9.4“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相互印证。“毋固”者，戒除思维固化，反经行权、见机而变，正合中庸“君子而时中”之精神。

古文字中，“学”与“教”义本相通，“校”“效”又与“学”声义相贯。所谓学，即不断校正、校对、核验自我之过程，反复研磨调适，以求落实切实之功。学非止于受知，更在于时时校正认知、涤除成见。所学者何？《论语》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周易》亦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即从过往阅历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好学博闻，积识成智，方能权衡得宜，知何时权变、何时守常。

智识之明，亦教人辨识圈套、知所避祸。《说文解字》释“习”为“数飞也”，本小鸟频频振翅之象。罗网多设于低处，鸟飞愈高，愈可避网；一涉低飞疏忽，便易陷身罗网。“学而时习之”之“习”，即暗含此警醒之义：遇事审慎察辨，觉察陷阱便当机远避。此避非怯懦，正反经行权、君子时中之智。若盲目奔赴，于事无补，反将自身一并陷溺。

《论语·雍也》6.26载宰我之问：“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逝”者，前往察看之谓，君子可往察情势，然决不可自陷圈套。人或能施以欺诳，己心却不可昏昧失觉。《中庸》第七章亦慨叹：“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自谓聪慧，却懵然坠入网罗而不自知。没有好学所成之智，空谈权变，鲜有不陷于阱中者。

或疑：凡事讲求权宜变化，恒德何以安立？

曰：权变与恒德，非相悖而实相济。恒德非固执己见、冥守初衷之谓。《周易》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此“富有”非货财之丰，乃学识见闻之充积；“日新之谓盛德”则揭示恒德之真义：依据新境遇、新识见，不断微调、当机决断，更新自我，向至善之方向持续精进，而非抱残守缺、执初念而不化。固守旧见，极易堕入“乡愿，德之贼也”之弊。恒德仅坚持而已，犹未达圣德；唯有好学日新，兼具权变智慧之圣德，方能利己亦利人，推而惠众。《论语·雍也》6.30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圣境，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仁道，正是指归。

《大学》开篇即示准则：“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一筐土，是施于将成之山以锦上添花，抑或填现实之洼以雪中送炭，取舍之间，轻重自见。

世俗唯知惋惜功亏一篑，强求事必终成，却未察孔子独立权衡之深意：该进则进，当止则止，进退取舍，终归于中庸之大义。此非止于训诂之辨，实乃立身行世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