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始，我就经常去在红庙北里的王朝闻先生家，请他看我的印章、书法、国画和新写的文章。老先生很少出门，只写自己的文章，很少会关心其他事情。他经常给我讲一些美学欣赏的细节问题，比如儿童语言、唐诗宋词、苏州评谈，比如视错觉、审美心态、授受关系等问题。他还会轻声地讲到一些不为外人道的话题，比如对老画家如徐悲鸿如黄宾虹如蒋兆和的看法，比如对周围学生的理论与做法的看法，比如对电视广告里女性忸怩做态和床头戏的看法。记得他总穿一件洗得很旧的棕色的外套，说话时一只手会做成喇叭型的样子放到嘴边；或者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用剪刀剪胡子，或拿毛笔在毛边纸上画字。后来，我为他编辑全集，留下很多他自称为“放风筝”的手稿，那是一些在稿子上面贴了一块块的各种颜色笔迹的更改多次的字条条。

在这些手迹之间，可以揣摩王朝闻先生做文章时的思考与完善过程，以及他美学思想方法的细腻与独特之处；也正是在这些不断更改、永不定稿的方式里，见出他的思出不凡与自成体系。我本想就势做一些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研究，系列而深入地挖掘并扩展下去，只是机缘未足，没能开始。在到南开大学读艺术史学博士的期间以及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之后，我便不总有时间去看望老先生。后来在主编《中华文化画报》时，我发了自己写的题为《走近王朝闻》的16页专题文章，本想让老先生高兴，却因插图选了他的两页笔记，无意也并不知其中涉及到了《美术》杂志当年的何容问题，所以引起一点小误会；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彻底澄清，本为我忘年知音的王朝闻老先生便去了，享年95岁。 

有很多事情要干，本不想提及这些陈年旧事，然睹物思人，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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