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父十二周年祭
文/崔自默
昨天是父亲的忌日。眨眼间，父亲辞世十二周年了。
父亲刚去世不久，我写过一篇短文《父亲与家》哭父亲。父亲是家的主干，宛如大树的根系，连着各支脉，一旦断掉，家不成家。大树枯萎，小树各自成长，这也许就是人生的延续过程。
父亲为了儿女，殚精竭虑，子女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他最大的幸福。可他刚刚要有条件享受生活，却病倒了，没有再站起来。
在墓碑上，我亲手书写了“恩父崔中基之墓”。称父亲为“恩父”，是因为父亲有恩于我们。他在病床上时都在说，一定要死在周末，以便不耽误孩子们的工作。
“崔中基”这个名字，很少人知道，也许只有他的一些学生们还没有忘掉。
父亲是优秀教师，教书是他的人生乐趣和寄托。他的备课本都很工整，书写认真，一丝不苟。农村学生考大学不容易，可他却带出了很多极优秀人才。他教学生可谓尽职尽责、苦口婆心，如果说他有能量的话，那么燃烧的是心血。
父亲可谓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五十六岁。父亲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却都没来得及。
父亲十八岁开始做民办教师，后来回村务农。干农活不是他的长项，他本来是天生的文人。
冬天，家里人一起搓玉米棒子或剥棉花桃，父亲会给我们讲《三国》与成语故事。讲完他会警告我们，明天到外面可别说出去。那时候正值“文革”，古书在“破四旧”行列，属于腐朽思想。这些古典传统知识，是我最早期受到的文化启蒙。
“文革”中间，父亲不督促我们的功课，而是让我们学习务农，以免将来没有进步的机会而感到痛苦。“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了民办教师的身份，也看到了前途与希望，于是，快马加鞭，严厉要求我和哥哥的学习成绩，必须考全班第一，别无选择。
我在小学时，听过父亲替别的老师给我们班讲的一堂语文课。“百年魔怪舞翩跹”，我记得父亲念这句诗时的腔调，与平常说话大不一样。
父亲又是中医，通药学、医理和脉象，在旧家的西墙上，贴的是全身针灸经络图。没事时我会盯着这些图看上一会儿，感到一股深不可测的神奇。即便在寒冷的深夜，也会有人来敲门求医，父亲穿上衣服就走，救人很多。
父亲喜欢书画，在我和哥哥的屋里，挂着他写的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幅。还有家里的玻璃镜上，有父亲画的国画，可惜都没有留存下来。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一本他的中学美术代课本，仍然是井井有条。
《本草纲目》和一些中医学理论书，是父亲最常用的，就放在他炕头的枕头边。父亲给人看病开的药方，我后来找到一些认真保存，其中有些是用黑草纸在反正两面上书写的。在我的艺术藏品中，这才是我珍贵的。
父亲还喜欢摄影，他会自己在黑夜冲洗相片。老家西屋唯一的一张留影，就是父亲借相机拍摄的。妹妹和哥哥站在院中间，母亲正坐在门槛上吃饭。小院子里树影婆娑，那里储存着我很多童年美好的记忆。
我们上了辛集高中后，到麦收和秋种会放假回家帮忙。父亲骑自行车，一直接到滹沱河的南岸来。两岸是色彩斑斓的秋草，桥下是一望无边的沙土。假期完毕，父亲会送到县城来，遇到下雨天，泥水甩满他的后背。
我去陕西咸阳上大学那年，父亲送我到学校。火车很拥挤，我们从石家庄上车，一路站到三门峡才有座位。到学校安置好一切后，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让我听英语广播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你长大了，以后要自己管好自己。”
“自己管好自己”，父亲的这句话，至今犹清晰在耳边，可恩父的慈容，我却再也见不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因为工作奔波、不安稳，父亲因此操心不小。展转四年后，我考了研究生，父亲才算放了心。父亲经常会写信来，我会回信说一些各方面的情况，可惜，这些来往的书信我没有留存。
不幸的是，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前，父亲病倒了。病房护理、论文答辩、找工作、结婚，我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了这几项重要事情，以便让父亲放心。
春暖花开了，父亲没有能站起来，没有能来亲眼看看我住的小屋，没有能一起在楼后湖边走一走。夜里，布谷声声，凄厉地在楼间回荡。
那天晚上，父亲忽然就去了。我感觉他还在，但又不知到了哪里？我、哥哥和堂哥三个人，推着父亲的遗体，穿过福州馆前街和寿长街，到友谊医院的太平间。两天后，父亲所在的大直要乡中学来人，大家一起举行了一个很小的告别仪式。到八宝山火化后，父亲便从此长眠在了北京城西北方向的佛山陵园。
没有人知道，在那山脚下，休息着的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我的恩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