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具体到八大的诗与画，两者似乎并不统一。杜甫诗《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清新”与“俊逸”，在八大画中有，在诗中则无；论“天工”与“简易”，其画则有，其诗则无。何以会有如此差别呢？八大的禅心，更多的是表现在画上，而不是在诗里。八大画中有“怪”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与他的诗相表里的。八大的遗民身份，注定在他的诗中要使用一套属于自己的“隐语”，那是只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符号和词汇方式，正像他画中那怪僻的连笔落款和花押印，并没有一定让人懂的意欲，那只是他自己的心音。他的诗即便韵致不足，没有实现“浑无斧凿痕”的理想，但无论如何，还是帮助我们了解他画中艺术成分之外所蕴涵的那一部分情志。八大的诗以言志为主，但也不同于同揆、函可、今释、澹归、大错、光鹫、读彻等诗僧“剩人”，可以直抒爱国主义情怀，在诗中血光泪影、怒潮涌动。八大没有“单刀直入”，即便有意把痛失家国的激愤之情借禅题而发挥，但在现实面前，他也不得不妥协。

     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论，八大的诗当然不如他的画；但问题是诗与画可以用一个标准么？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文中说这是史实，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沿用。诗是诗，画是画，它们本来就是两种东西。诗与画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形式与视觉形式的区别，它们有各自的规律。把诗与画人为地联通在一起还勉强，假如再回过头来把它们强作区分，则是一个永远也弄不清楚的话题，即伪命题。那么，究竟诗与画的表现面哪一个大？在表“意”方面它们哪一个自由度大呢？这不好说，因为，“意”是什么，就不好回答；“意”，就包括“诗意”和“画意”。有诗难传之意，也有画难尽之意，它们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艺术的妙趣在于，把有所关联的东西进一步连接起来，而不是进一步割裂；这虽无形中增加很多麻烦，也获得不少额外的意味。

      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八大的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正其兴味盎然；本着“不必解”的态度，拿八大的诗当作一个个公案、玄机来揣摩和破解，亦未尝不可。在解读他的诗时，一方面困难迷惑，另一方面又可以自由选择，甚至包括穿凿附会，但总是令人兴味无穷。读禅诗，不可执着字句；读八大的诗，为什么一定要死于句下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八大的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当作禅诗对待，他毕竟不是一般概念的诗僧，他的诗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禅诗。他的诗，既不是僧人诗，也不是诗人诗，这由他的特殊身份与独特思想决定着。八大的诗，只是说给自己的，那是他心思偶然的灵光一现，拈词便入，东拉西扯，无所谓妥帖不妥帖，那是隐喻、是转喻、是寓言，是“绕路说禅”。

      画可以反复地画一个同样的内容，诗却不可以反复写同样内容的词句；画可以重复，诗不可以。八大画的笔墨技艺精湛，已进乎道，他进步的过程，可以用图谱学的方式把不同时期的画排列对比来发现。针对同样的文本，会有不同的阐释，适度的阐释是少有的，所以可贵。现象不是原因，表象不是本质，我们研究八大，要理解八大。

     八大山人依靠自己心性的真善，揭示自然之大美，阐发艺术之本质；他传统而现代、极古而极新，是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峰，是纯粹艺术的先行者，当之无愧中国画现代化的开山鼻祖；他以自己卓越的实践才能，把中国画艺术推至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八大山人？应该怎样来继续深入地研究？要实现什么目的？今后还能出现八大山人式的人物吗？在这个自觉的过程中，我们会增加民族自信心，从而把“八大学”推广开来，成为显学，不仅在国内，更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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