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捐献排行榜”可行否?
文/崔自默
有朋友读了我写的《我的实用主义的大师标准》,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你又在为你导师范曾张目?并质问我:他能捐赠1000万,只证明他有钱,并不说明他艺术水准高;别人捐赠数字没那么大,并不说明别人的艺术就不行。
面对这样“尖锐”的问话,我几乎无言以对;并不是我没有争论的理由,而是,问题实在复杂,涉及多方面,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
很多听起来极为尖锐和复杂的问题,如果冷静地辨证地仔细分析,其实并不难理解;大多情况是,把本来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搀和在了一起,混淆了概念,“胡子眉毛一把抓”,“鸡肉鸡毛一锅煮”。
“搀和”,大多是主观的,有时是学术的和认识能力的问题,有时则纯属偏见、偏激。
文艺爱心晚会第二天,就有朋友打电话说,很钦佩你的老师,真厉害。同时,竟然也有人对我说:“你的老师又做秀了,他偷税漏税还不知有多少呢。”
“你有没有良知啊?!”我当时就恼怒地给予反驳,“我知道,他在画家里不是最有钱的,但却是极有爱心的。比他富有的画家当然不少,但是都哪里去了?做秀?他们怎么不出来做秀啊?!我希望更多的画家出来做秀,我希望自己捐献的数字比我老师还多,可惜我没那个本事。”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完全是无理取闹,完全是为了让我生气。我有时很想更换电话,免却这些无聊的信息扰乱正常思绪。
捐赠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表达爱心,但很说明问题。事实胜于雄辩。
关于艺术大师的标准,我写过“艺术大师五要说”、“艺术大师三足说”、“艺术大师三维度”,基本还是学术的和艺术的成分比较重,我之所以提出“实用主义的大师标准”,把“捐赠排行榜”提出来,就是努力往“社会性”方向靠拢。
社会是实际的、现实的,哪些东西有用,事实才能证明。“有用的文化”——是我这么多年来一贯的主张。比如我们的教育问题,如果培养不出下一代的礼貌、文明,如果不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如果人不知谦让,内心都火气太大、互相抵触、一触即发,那么什么四书五经什么国学什么博大精深,全等于扯淡。我们的教育,应该实际些,注重那些有用的东西,比如爱国、爱家、安全、健康,比如幸福观、道德观、责任心。我们有时太注重虚的浮夸的东西了,小细节却做不好。我们什么时候蓝天白云了,什么时候一片绿色空气清新了,什么时候上公共汽车或进电梯知道先下后上了,什么时候所有大小路口的路标整清楚了,整个国家就文明了。
艺术家的社会性,表现在“笔墨当随时代”。如是说,不是回到“惟题材论”的政治挂帅的老路子上去,而是要针对新时代新问题提出新标准。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时刻,才告诉我们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有力量的人?是一线抗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累不感觉到苦么?!不,那是别无选择,那是命令,是责任、是道义,是能经受得起真正的委屈与磨难。也正是在此时,我感觉到艺术家们的“疲软”。平日的哗众取宠与小品儿戏,此时,根本就用不上,安安静静不添乱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艺术家更应该有感恩心。
平常的“价格做秀”,拍卖行不时暴出“天价”,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关键时刻怎能销声匿迹、悄无声息?我以为,要么是平日里的宣传是虚伪的不可信的、泡沫的,要么就是毫无社会责任心、自私,也因此,我才提出似乎有点“庸俗的”标准,就是:艺术家本人的对社会贡献的具体数字,比如“艺术家捐献排行榜”。
数字是明摆着的、科学的。“捐献排行榜”,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量级,反映出他被社会和市场的认可程度,体现出他对社会实际贡献的多寡,体现出他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
“捐献排行榜”名列前茅,无疑,他就是艺术大师。
至于说没有市场的画家其艺术是否也高级,弄个“捐献排行榜”是否会刺激攀比心理,造成恶性循环、不良竞争,当然不好说。可是,不要消极看待,要换个积极的说法,就是应该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当仁不让。我们相信,“为富不仁”的人毕竟是少数,也许会另有隐情,或者“偷偷做好事”,所以不能依据表面现象而就此互相指责,或者作为人格怀疑与彼此攻击的理由。
树大招风,出头露面不好,否则会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目前,这些担忧是必然的、必要的。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待完善,我们等待、呼唤,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社会慈善事业会规范、有序、繁荣,感人而愉快的景象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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