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真伪问题谁说了算？

——关于启功作品的真伪由答记者问所想到的

文/崔自默

前一段时间，《中国艺术报》的记者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启功书法集》，有人指出其中作品有很多伪作；因为史树青先生在该书序言里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才打电话问我相关的事情。

以鉴定家的身份，在不同场合参加活动，我会经常过目一些这样那样的作品，有的是原作，有的是照片；而该书因为是史树青先生题签和作序，又很器重地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我不敢马虎，便告诉记者，还是拿书来让我实际看看，并当面交谈比较好。

记者晚上来了，说是报社领导委派，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离开，是个毕业不久的女孩，也怪不容易的。

谈话时，记者录音并做笔记。我说，我说话随便，有时口头语辞不达意，最好在整理出来后给我看一下。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把这事也快忘记了。这天我打开电脑，收到记者的邮件，她说因为报社说要求采访首发，所以就没事先把采访记录传给我。采访的东西在刊发的文章中用了一些，我根据记者传来的录音整理内容，把我当时的谈话思路，整理如下：

第一，启功先生书法的地位。启功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的书法是学者书法，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在世的时候，针对他的书法世人就毁誉参半，有人说非常好，有人说非常俗。我觉得，启先生能写出自己的风格、体现自己的风骨，能把自己的学问融入到书法艺术中去，难得可贵。

第二，启先生去世之后，在全国政协礼堂的华宝斋书院，举办过一个追思会，当时我被点名做第一个发言，当时李铎、黄宏、张瑞龄、王志远以及启先生的得意弟子张志和等都在。我对启功先生的人品、书品和学问进行过很轻松的阐释，因为他本人就是“亦庄亦谐”的。启功先生既不像有些人所神话的那样学问怎么了不起，书法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怎么了不起，但是也决不像某些人贬低的那样很不行。人都是有性格的，他也一样具有多面性，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言论，就像他写的字，也有丰富性。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认识启功先生，他们对启功先生的认识都是“耳见”，就是用耳朵来想当然，人云亦云，并不是自己亲眼所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辩证地考虑和研究这样一位学者，才能客观、辨证、全面。

第三，启功先生由于名气大、喜欢他作品的人很多，他题写的书名、牌匾很多，他的字雅俗共赏，因为这些原因，他的假字非常多。在潘家园还有其他市场，一两百块钱就一张，当然大部分赝品质量比较低，也有质量相当高的，高到启功先生自己开玩笑说“比我写得好”。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我认为这不缺乏其科学性和幽默性。假字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启功先生他自己能不能看出来，别人能不能看出来，他的学生、他的家人能不能看出来，这绝对是个问题。他的学生、弟子包括很多书法家都学他的东西，学得非常好，可以说几可乱真。根据我的鉴定水平，看的又少、又不做启先生一家的专门研究，我看不出来，我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能完全看出来。

第四，鉴定书法家或者画家的作品，到底谁说了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家属、学生只能说接触他比较多，相对了解，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尺度。书画家本人“有悔少作”，家人、亲戚、学生来作伪，古已有之。造启先生假字假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学生、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冒充鉴定家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应该有具体的文物单位来承担这样的鉴定任务，但是鉴定因为属于个性化很强的行业，所以始终会有分歧。包括古代的作品，启先生说对的，谢稚柳不见得说对，刘九庵、徐邦达、杨仁恺不见得意见统一。那么对于启先生的东西，也是这样的。

第五，启先生在的时候，他愿意不愿意出来打不打假是一个问题，他能不能看清自己的东西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曾经到他家，亲耳听过“感谢这些人替我干活，替我扬名，我能养活这么多人，也算慈善家”之类的话，很具幽默态度。由于艺术品鉴于新闻出版的署名权、著作权、名誉权、财产权等各权的分立现象，书法家画家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可以以名誉权、署名权等权利状告那些作伪者和出现的赝品。在他去世之后，在出版作品的时候，家属有权来说这些作品没经过继承人允许，可以质疑收录作品的署名权和出版权，追讨稿费，这是他们分内的权利；至于说指摘作品的真伪，他们没有这样的绝对权利。

第六，就这本启功作品集来说，我不谈具体的真假问题。史树青先生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史先生说真，是他的权利；他与启先生相识多年，我相信他的眼力。鉴定这一行有个规矩，老师说真了，学生不要再说什么。这一规矩值得遵从，否则，意见不统一，坏了整个鉴定行业。谁也不同意谁，谁也不尊重谁，谁还相信这个行业？至于其他很多人，可以发表意见，没有什么值得信服的权利来断定真假。信口雌黄的“咬群”起哄者，惟恐天下不乱，滋生是非，损害的不仅仅是健康发展的艺术市场，破坏的也是整个民族艺术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第七，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真伪讨论与市场交易行为里的真伪之争，应该区别看待。专家的、家属的、学生的、画廊的鉴定意见，都是相对的个人的行为，都不是衡量真伪的最后标准，作品的真伪问题到底谁说了算？不是个简单问题，法律也难以武断结论。我在不同场合发表过粗浅的看法：一则是临时性的科学统计方法，少数服从多数；二则是长期发展战略，要有科学发展观，建立先进的数据信息库和认证机构，从根本上杜绝赝品的产生。“打假”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有个科学体系，以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未雨绸缪，来保护国粹艺术和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