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族绘画的笔墨之“情”

                                        文/王国能  崔自默

摘要：讲究笔墨技巧和真挚情感是艺术品必需的。作者赋“情”、作品“摄情”、读者“生情”，“情”在整个艺术活动中传递。在民族生活中发掘美的形象，并探索画中之“情”，通过速写等手段蓄积“情”。艺术的修养最重要的是从传统中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精湛的笔墨技巧，以实现“情”。

关键词：笔墨、民族绘画、情、技巧

中国画，讲究笔墨技巧的运用，注重真挚情感的表达。没有精湛的笔墨技巧，就谈不上创作，没有真挚而高尚的情感，就不可能获得感人的作品。笔墨技巧和真挚情感的完美统一，是使作品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必要条件。

作为艺术行为的绘画创作，讲究“情”是其本分。作画时，作者心中首先应当有“情”，倘若作者自己都不动“情”，其最后的作品希望观者动“情”，是几乎不可能的。“笔墨本无情之物，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i]恽南田此论正是针对于此而立论，也最为实际而辨证。作者赋“情”，作品“摄情”，读者“生情”，“情”便是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这样传递。

“情”是精神基础，而技法、技巧、技术等则是借助于笔墨使这“情”实现的最直接的物质条件。“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ii]；此“性”，即天质、才气、情性，而这“功”，则当指功力、技巧、技法等。对画家而言，各自的情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真挚美好的、健康向上的情感，忧国忧民的、愤世嫉俗的情感，甚至低俗的虚伪丑陋的情感，都是情感；然而对于优秀的绘画作品，首先其情感是健康的、高尚的、美的，而后，便是实现情感的高超的笔墨技巧。

艺术作品渗透着作者的烙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个性风格的感情。真挚的情感，产生于真切的生活实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真挚的情感产生于画家在其中的最真实的感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iii]，此论所谓“造化”，是指自然，而自然，不当只是包括山水，还应有人的方面。强调生活感受，就是强调画家的情感的蕴藉与涵养、酝酿。画到一定程度，画作为艺术品，就是画家对人生、对艺术、对“造化”的最后的感悟与认识，于是，最真的“情”产生了。这一包含了独立个性的、不同生活感受和审美倾向的“情”，是造就每个画家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绘画创作注重真实的生活感受，是坚定艺术信念和作品理想境界的命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各具特色的风土民情，是最令人向往的最原生质的生活之源。经常到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对少数民族了解既深，不仅寻找了艺术灵感，还自然生出一种特殊感情，这在民族绘画的教学和创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主题和课程。北到新疆、内蒙、甘肃、青海，南至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十数年来，在考察写生的足迹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地区每一方神奇的土地，善良朴实的民族情感及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无时无刻不在震撼心灵、激动真情。发掘少数民族生活中美的形象，以及具有民族风采的绘画情境，首先需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体验、去感受，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既而唤醒灵魂，探索画中之“情”。

速写，是收集创作素材的最有效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激发感受，延伸作者与物象的面对面的交流效应，进而拉近自己与作品之“情”的距离。速写手法的概括与简练，容易捕捉美的瞬间和新鲜的绘画感觉，比如在较短的时间内描写一个傣家少女优美动人的舞姿，或者刻画出一幅个性鲜明的藏族同胞形象。再如随意组织的一个维吾尔族繁荣兴旺的“巴扎”，或者蒙古族激情四溢的“那达幕”场面中，更可以根据当时的感受，直接构思一幅彝族风情的即兴创作。现场的速写，是在真“情”的驱使下捕捉到的形象，是最自然、最鲜活的，是最有血有肉的，它避免了在画室中的矫揉造作的、呆板的、概念的习气。速写最本质的精神，是写“生”，不仅仅是抓住动态、记录形象，更重要的在于练就一双敏锐的眼睛，洞察生活之“情”，在平常状态中提炼出绘画最需要的艺术的知觉和直觉。“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iv]

从带回来的丰厚的素材中，如何转化成一幅幅具有一定审美情趣的、笔精墨妙的作品，是整个创作中的一大关键环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代画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修养，从中获取新鲜的艺术之“情”，此一途径重要却难行。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是跨越这一途径的最重要的一段桥梁。对传统的认识和了解的匮乏与肤浅，是艺术修养尤其是精湛笔墨技巧不能满意的主要原由。

表现具有民族风采的绘画作品，学习和研究传统中各种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风格的佳作，从中吸取精华，以丰富和成熟创作技巧语言，是最需要的。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古朴凝重、苍劲有力的线条，到大唐丰富多彩、瑰丽典雅的绘画风格；从宋代梁楷意笔人物画的书法用笔、豪放泼墨，到元人作品中那冷淡萧疏、深邃清远的意境；从明清时期的徐渭、八大、石涛、任伯年、吴昌硕及“扬州八怪”等各大家精妙的笔墨技巧，到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蒋兆和等创新多变的各种绘画风格，无一不昭示着传统的丰厚营养。在阅读传统中，审美意识得以提高，对前人技法的认识和把握也得以切身感悟。历史就像一条滚滚向前的长河，中国画艺术代代传承，民族绘画的继承与创新，更需要新时期新一代画家的努力前行。

“笔墨”这一中国画的优秀传统，更承担着实现创新理想的重任，负载着在作品中“摄情”“生情”的技巧基础。作为一个民族人物画家，除对艺术理论有独到见解之外，就是需要一份对艺术和人生的真挚感受，并从中而酿造属于自己的“情”；而这“情”，恰恰是具备了笔精墨妙的绘画表现技巧，从而使真情的宣泄成为有源之水。

以写意画的手法表现少数民族的风情，力求根据不同民族、不同人物的特点来提炼笔墨技巧，总结一套有特色的表现力的笔墨和色彩技法。用笔结构放纵粗犷、线条凝重简练，墨色厚实雄浑、淋漓潇洒，在创作中，无论是行笔运线，还是泼墨泼彩，“写”的节奏、“泼”的韵味，而其中所抒发的，则是“情”。少数民族风姿绰约的服饰以及生动鲜明的形象，也促发这“写”的灵感和“泼”的精神。蒙族青年、彝家小伙的英俊刚毅、结实劲健的形象，使“骨法用笔”的传统成为现实；藏族老人、瑶山老庚不畏艰辛、饱经沧桑的面容，更可借以参悟书法的“屋漏痕”之妙用。藏族宽大厚实的藏袍，以饱满浓重的笔墨线条，挥写起来粗犷豪放；彝族人肩披风度翩翩的查尔瓦（披毡），还有青藏高原上成群的牦牛、乌黑的骏马，以浑厚浓重的墨色泼写起来痛快酣畅；苗家少女、瑶寨姑娘甜美迷人的风姿，以清新淡雅的笔墨描写起来，自然朴实、耐人寻味，无不揭示出“气韵生动”这一传统古法的至上之高明。——所有这些，都使“情”落实到了纸面上。

以传统优秀的笔墨技巧表现少数民族多彩的生活，从中寻找最具民族风采的绘画语言和创作根基，寻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抒写真挚情感，作者的心灵有所依托，也在艺术行为中享受了来自生活的精神层次的快乐。此时的笔墨，已是思想和心灵境界之物，是净化和升华了的东西，是“我”之主观与“物”之客观的有机融合。

“笔墨当随时代”[v]，三百年前石涛的这一论述，在今天看来，抒写新时代的人物形象、描绘具有时代精神的生活风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笔墨”是永存的根本，失去它中国画也就没有了依据。主张弱化甚至抛弃“笔墨”，如同要求油画削弱和抛弃色彩一样的可笑。珍爱我们的民族优秀文化，心怀崇敬之“情”，画地地道道的中国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缺少的，是认真研究和修炼中国笔墨的勇气，以及在火热的生活中发现并炼造一套最适宜表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笔墨。

中国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独立世界艺术之林，而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所以中国传统的笔墨技巧，来表现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情”，无疑是一条弘扬民族先进文化的光明大道。

[v] 《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王国能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崔自默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