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自默通信集之<<答河北一书生>>
   

河北一书生：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关注和关心。

关注总比漠视要好。最大的批评莫过于漠视。

关心，则应该总是令人感觉温暖的。君子成人之美，与人为善。

在刚刚过去的文怀沙翁遭诟病的事件里，我的一些朋友来“关心”我，问我“你管那些闲事干什么”，并奉劝我，“别管这些闲事了”。

对这些人的“关心”，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我回答：“我不管行么？”

还有很多朋友，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关注过此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就此我也感觉奇怪，假如他们真地不知此事也罢了，倘若完全是看热闹，才真是失之关心。朋友用得着时不援手以助，更待何时呢？

当然，这个事对我而言，也算不得什么。朋友怕我心情受干扰，来试探性地慰问，我哈哈大笑，以作回答。当然，有些人属于智者，持“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之妙法，来淡化处理，此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帮忙了。

只是，我还从一些“关心”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凉意。他们显然是打着朋友的幌子，来对我进行涂抹、中伤，使用着釜底抽薪或挑拨离间的伎俩。真正的局外人，也许会被这些“蛛丝马迹”误导了视线，因为这些“关心”之语，明明写着“你的朋友”。

不着边际的编造与谩骂，我根本不在乎，因为驴唇不对马嘴，不攻自破。

有人捕风捉影，捏造出我的一些故事，说我与我范曾先生如何如何，说我与崔如琢先生如何如何，竟还说我与文怀沙翁如何如何，真是用心良苦。其实，这些先生都对我好得很，我很感激他们。

对以往所有给我或多或少以帮助的先生老师们，我都心存感激；也因此，假如有人来中伤和诋毁他们，我不会置若罔闻的。袖手旁观，不义也。朋友和非朋友，如何行为，我是很清楚的。

下面具体回答你的问题：你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追捧文怀沙和范曾之类的人”，其实，你还是不了解我。因为范曾先生是我在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导师，而文怀沙老则是我导师的老师，范先生“十翼”之号即出文老之手。我的“无言”和“祝语”两号，也是文老命名的。

文怀沙翁曾给过我巨大的鼓舞，赞誉我为“五百年来一奇才”。我知道，这除了抬爱之外，更多的原由是鞭策和期望。说这句话时，文老还指出两个典故：一个是《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另一个是徐悲鸿赞扬张大千的“五百年来一大千”。

有一点需要肯定，文怀沙翁对我的错爱、谬赏，我是欣然接受的，不然地话，我不会允许记者们在一些报刊上引用，也不会在我的一些出版物的简历里使用。“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不亦宜乎？何陋之有？

你用的“之类的人”这个字眼，显然是对两前辈先生的偏见，不知道你能否说出一些具体的重大的可信理由？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假如你曾经亲密接触过这些先生，你会发觉他们的不凡与可爱。如果你也久经沧海，相信你会体悟到为人与为学之大不易，会在将来做研究时，持我一贯主张的文艺批评作风：“同情心”。如是，立论才更贴切、辩证而中肯。

忽然想到一个记者，他在就文怀沙翁的学术人生来采访我时，我是真诚坦然的，他却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我能依稀看出他的“愤怒”，但看不出他“愤怒的理由”——果然，他的采访文字在刊登前后，根本不告诉我；幸亏有朋友把内容给我看，原来竟然是早有预谋，我的话大多被断章取义了。公正态度，是记者需要的良知，这应该是常识吧。

“浪子回头，从根儿上用力吧，以子之慧，可以有所成！”——你的此言则有点飘忽。我是“浪子”么？我曾经追随过很多先生，包括文怀沙、范曾二位先生，就是“劣迹”么？哈哈，不知为不知，不知者不怪罪，恕难认同。不过，你以长者口语期望我有所成，我还是感激的，可以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