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不等价于“是”；“笔墨”，也不可能拿来进行定量的分析。所以，说笔墨等于几，或者说笔墨等于什么什么云云，这种句子形式和意思表达本身，就有问题、有毛病。看来，我说“笔墨等于X”，仍是从俗之谈。
关于笔墨之辩，最后大家归结到“笔墨是什么”这个话题上。倘若对“笔墨”这一概念尚且了解不清楚、认识不全面，遑论其余。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书画艺术谙熟的人，都会明白“笔墨”蕴涵着多少内容，毋需冗言。无论如何，“笔墨”不等于“笔和墨”，这是概念常识，也是逻辑常识；同理，“中国画”不是“中国的画”，“文人画”不是“文人的画”，“新文人画”不是“新的文人的画”。

      咬文嚼字，在我的观念中，有时是十二分必要的。某些看似高明的热烈争论，其实就发生在一些原本低级的文字解释的细节和层面上。

      不过，“等于”和“零”这些常用以表达确切的数量关系的词汇，诱使我再度联想到“量化”的科学方法。艺术与科学，两者相距虽然悬远，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在艺术批评中引入科学化的思想方法，提倡一种“科学化的批评观”。

     量化，不是粗略的定性，而是衡量事情或东西精确与否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搞自然科学研究的，比如实验分析、发明创造，其成就大小，靠硬性的数据来说话，谁也骗不了谁；可玩艺术的，到底高雅还是低俗，到底有没有知识，到底有多少学问，靠什么来判断？

      判断，需要标准；而标准，除了传统的、大家相对认可的那些既定的标准之外，确也不曾有过精确的、客观的、绝对的标准。另外，标准是人定的，而一涉及到人，就复杂了，无疑要搀杂进若干个性的和主观的因素。诸如面目、感情、情性、性格、秉赋、兴趣、趣味、好恶、癖好、脾气、气质、风度、格调、品质、胸襟、道德，等等这些，与个人的哲学观、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一样，均是难以统一和一律的。总之，标准难订，所以判断难下。

     假如我们具备了量化分析的基础条件，假如我们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建立一个严格的坐标系，假如我们可以确定与讨论问题密切相关的参数，那么，我们对文化艺术问题的认识将是多么透彻、深刻，我们对艺术品价值的判断又将是多么准确、明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太多太多的细节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连起码的“合同条款”都没有，于是，我们只好争论，此起彼伏。不过，说一句心里话，假如艺术和艺术品问题被说清楚了、可以称约尺量了，就没有争论的余地了，大概艺术行为也将变成类似体育竞赛，大部分批评家和艺术家都要丢掉饭碗、改行。

       提倡“科学化的批评观”，不可能消歇争论，只是企望众人尽量躲避那些个人之间的情绪化的无谓的争吵。“盲人摸象”的寓言，一点也不稀罕；几个盲人对大象形体的判断，与他们各自的“摸点”完全相吻合。我们嘲笑盲人的曲解、个解、误解，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亲眼目睹活生生的立体的大象。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要采取了一定的观点、立场、角度，则任何人的结论都只能是片面的。譬如观察一个鸡蛋的外形，说是椭圆、近似椭圆、大圆、小圆、近似圆，无论怎么说，都不正确，因为，鸡蛋是立体的，谁也不可能同时站在所有的角度来着眼。至于艺术问题的评判，由于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条件所限制，其复杂多端殊甚于鸡蛋。所以，我们不仅不可能利用一个观点便把各个侧面都照顾到、把问题彻底地说清道明，而且，一旦试图这样做，也许端出来的就是一碗温吞水，别指望它会别具什么特色和味道。

     《庄子·齐物论》有曰：“辩也者，有不见也。”意思是说：之所以发生争辩，是因为争辩者有所认识不到的东西。同理，对于笔墨的争论，乃是缘于彼此不理解对方的真实所指、意思何在。围场观战者，随人俯仰哄笑，倒也无碍；倘若有意欲凑其热闹者，不妨事先想好是火上浇油，还是泼盆冷水。

      要戒除盲目和偏见，就要具体分析、辨证思维、讲究条件、综合研究，就要分清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趣味与法则、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等许多辨证的因素。这话听起来倒也有些假大空，然而，它们的确管用。假如真能掌握“辨证”的武器，大概就不会出现“笔墨等于几”这样的概念模糊类型的争论。

      中国的“笔墨”，虽然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对它的认识和评价，谁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标准得出自己的结论，谁都没有绝对的权利让别人非要相信他不可。他说等于零，你说不等于零，我说等于X，都不错。这不是我的“和稀泥氏”的调和论，而恰恰是实事求是，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