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阁下：

我刚出一周游回来，故迟复为歉。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和鞭策，来写这么长的慰问信，如果不是知音，是做不到的。

我一向感激那些激发我写作灵感的网友，尤其是那些未曾谋面因而带有误解曲解甚至偏激偏见的读者。我的每一次回答，就像去补锅底的一个漏洞一样；别人捅的漏洞越大，我补的面积也越大，最后，无疑是督促我去铸造一个崭新的大锅。还有，我不怕别人捕风捉影地去揭我的所谓的“短”，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虽然不是什么圣人，但绝对不是下流之徒。我还自信，更多地人会巡着关于我的洞开的“短”看过去，会不断发现隐藏于我身的巨大的光华；所以，我感谢并乐于与更多的有识之士来一起挖掘、寻宝。

根据阁下的兴趣，我把文怀沙、范曾与崔自默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的确，对于我而言，有做秀与炒作之嫌，不过，我的确也乐得将计就计了。虽然说回复你也许随意写就的一封《慰问信》其作用不会太大，但我依然认真对待，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文怀沙翁对我很好，他走到哪里都说：“我有个好学生叫范曾，范曾有个好学生叫崔自默，崔自默有个好学生就是我文怀沙，我们这是车轱辘转的关系，是良性循环”。沙翁如是说，是鼓励我而已，是他善于向未来学习的真实和智慧的态度。“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老人经常借用屈子《橘颂》中的这句话来启发后学。个人所能占据的空间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骄傲只属于年轻人，老人和有学问的人是应该谦虚的，这一点，沙翁做到了。那天又看到电视里周汝昌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谈到当年他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细节，还是文怀沙先生的因缘，有多少这样的史实，被人淡忘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甚至更劣者穿凿附会信口雌黄混淆视听，一笑也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而已，终归君子坦荡荡。试举一例，如有人说的陈省身做九十大寿时，文怀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被陈斥责并赶下台——事实上，那次文翁去南开，是受叶嘉莹女士的盛情邀请才出席的，文老谈到当年的张伯苓，谈到了爱国华侨之举，亦庄亦谐，谈笑风生，至于为什么陈省身忽然说“打住，我们老年人应该少说话”，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吧；后来，文老对我谈及此事，说陈省身是他的真正知音，老年人就怕激动，他们两人本来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可惜陈老先行去了。我坚信：只记人好处，不记人坏处，是文翁身心康泰的秘诀。

当年范曾先生给文怀沙翁祝寿曾在画作上题句云，“徒也何幸有斯师，师也何幸有斯徒”，可谓一击双响，相得益彰，出蓝之志在焉，弥仰之情在焉。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辈理应复登临，时代进步了，我们也应该进步，否则对不起的方面有很多。

 扯远了，下面来回答几个你的问话，但愿能切中要领。文怀沙翁的确给我写过字，但我没有拿去卖过钱，我还不至于穷到那个地步。别人可以无偿地占有老人的时间与精力，我却于心不忍；别人可以压低价格倒卖老人的书法，我却必须而且情愿去抬高他，那不仅仅出于感情因素，更是鉴于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尊崇。

 我虽然也刻印，虽然也给范曾先生刻过三方印，但我自以为我的印还不入先生的法眼；何况还有专门给先生制印的名手，我来班门弄斧无疑是搬弄是非。所以，“大老远地去给范曾送印章，给了你几块钱”云云是谈不上的；至于说“跑那么老远去抱冲园给范曾送鹿头，看到你老师那大宅子，是不是心里很失落”云云，是否在影射碧水庄园鹿园事件我不明白，但我在先生画室与其他弟子一起享受阳光的时候，也曾有师兄说“咱们将来要超过老师”，我却说“你别做梦了”，当时我是真心话。

 “办了这几件事对崔自默大师的知名度有帮助吗？你去以后文怀沙和范曾都增加了自信心，对您崔自默博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到底帮助大吗？”听了阁下这话，我心理觉得很温暖，因为你是为我着想的。不过，我觉得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光是自私是成不了大事的。我常说“服务就是市场”，这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文化、艺术等社会方面也不例外。我跟大师们在一起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觉得委屈，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是否相等。凭我的脑子，跟随大师即便一天，我也会发现很多东西，接上很多气，这我认为是沾到了很大的便宜。我自信，个人自有定数，大树与小草得到的降雨是等量的，至于成就与结果，那要看它本身。

 至于说怀疑崔自默是不是一个为达到自己目的可以低三下四之流，那就只能是“怀疑”了，因为认识我熟悉我的朋友，是知道我的性格的。“可是您一门心思往名人家跑，小孩子也能看出您是上杆子，巴结人，干的那么低俗、下贱、龌龊”，哈哈，说这话可真就是外行了，这话应该反着说，才算是我的朋友；“小崔啊，你应该圆滑点，别跟倔驴的，要识时务，好汉不识眼前亏，你看人家韩信当年敢于受胯下之辱，你怎么就不行呢？！”——不过，我虽然觉得这么劝我是为我好，是对的，但我还是不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老子的以柔克刚之法，我还得好好修炼再说。

 “怎么都是您跑去拜访名人？而没有见到名人来回访您呀？”阁下说这话也是外行了，是你对我还不算了解。其一，很多名家到过我家，只是我没写出来，外人当然也不知道；其二，名家到了我家，不能指望人家很勤快地来写出来，毕竟我还不是当之无愧的毫无疑义的大师；其三，以前我抓紧时间要见的，大多数是老人，我是绝对不允许老人受累来看我的，那岂不折煞我也，就像当年张中行老人送我书给我写一个“尊兄”一样，让我出一身冷汗；第四，凡事都有个发展阶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以前发生的事，以后就可能变化；当我老得不便走动的时候，也许大家见到的就是后生们来看我的消息，见到的也就是别人与我的合影，这不奇怪。

 我应该学会巴结人，尤其是领导，这样也许会对我的发展有利，让我事半功倍，但是，这对一些人来说也许不难，对我而言却似乎比爬山还累，我没有长那样的骨头。即便对文化学者、名人，我也一向如是，客气虽然是必须的，但如果人家对咱不以为然，我一定拂袖而去，敬而远之。至于阁下以为的说别人可能会因为我是范曾先生的学生而将我“拒之门外”，和我“打交道的人不多了”，是过分之忧。我有我自己的人格、价值、魅力，我不会自找没趣、送货上门，我没有闲工夫去与那些无关痛痒的人周旋；当然会有人来约请我拨冗光临，那既然是诚心之友然，总不比鸿门宴还危险吧？

 至于说我的字画，到底卖多少钱一尺，到底能卖多少平尺，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难以与不知者道的。不过，等阁下哪日亲自登门，会明白几分的。艺术的价值，既来自于自己的自信，也来自于知音的认定；至于最初的有实力的知音，以及后来普遍的爱好者的数量，都有客观因由在，亦难与外行者论。

 至于阁下说我成立公司、员工工资压力等等，哈哈哈，一听就知道你是离我很远的外行，根本不了解我。我虽然研究文化产业，关心艺术市场，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耽误学术和艺术的大好光阴去换取有限的资本利润的。“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阁下这一点我很赞同，一个文人和学者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与计算的，所以，即使我现在花费一些时间来搞艺术创作，而且尽量涉及各个门类，但我同时有很多学术专著在写，我最终的趋向，还是在艺术之外，实现教育与思想的责任；我眼前合作画廊的产业化和国际化道路，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路线，是器，而不是道。

 阁下提到清代的傅山，还引用了他的诗，当年我在大学时卫俊秀老人就曾给我书写过。我明白道德的分量，我也遵循道德即幸福的砝码。“博士作到您这份上，是否也就算颜面无存了”，这样的诘问，我只能作为善意的提醒与莫大的鼓舞了。至于提到我是天津南开大学培养出的“学术败类”、“足令中国学术界蒙羞”，哈哈，你真是高抬我了，我做的还很不够，我将继续努力才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实业家张伯苓与严范孙先生的主张，根据我的理解是：既要有道德，有要有能力，要知行合一，要日新其业，要不断进取。我一直记得这校训，我会不断进步的，我会成为南开大学的骄傲和榜样。

 至于阁下在最后祝我新春快乐并一个“吻”之前的那一连串“训话”，其他人读到也许会很诧异，但我觉得仍不失其幽默，是另一种独特形式的嘱咐与祝福；看来，虽然我们不曾见面，但已是神交，一朝相聚，脾气也许还很投缘呢。

 夜深了，草此如何？祝大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