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字画的价值与价格
途波兄谈到报刊发表字画作品以及艺术水平和它的市场价值关系的事情，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也很有意思，于是顺着思路想些东西。
画廊老板考虑问题，大多是很实际的，因为他们是基于市场行情的考虑。报纸刊登画家的作品，有各方面的原因，比如时事需要或领导的关系稿子，是要发的；比如好友所托或者是版面创收赢利的需要，也是要发的；比如出于主编或者编辑的个人喜好，也是要发的。至于社会认为好的画家，因为题材原因以及人为因素，报刊未必觉得适合发表。总之，情况是多方面的，不能一言以蔽之地简单对待。编辑出版的审核人员，不是惟利是图的商人，所以不可能完全看投资回报，还要考虑到其他后果，要服从大局、长远利益。
一幅作品首先要看它是否有气象，是媚俗的还是清新高雅的，其他还要看章法以及笔墨技法是否在传统的脉络上——如是说，是有道理的，只是还有背后的深层次的诸种辨证与辨析。要欣赏出画面的格调与风骨，需要相关的知识，需要知音的眼和心；而鉴赏笔墨技巧，则需要相关的学养准备和实践经验。总之，面对同样的画作，结论却不同，原因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多方面。于是，有时如果只站在某一个角度来观察、立论，难免令人困惑。
一幅作品的艺术水平究竟如何，不是可以简单地就能做出评价的。因为“什么是艺术”，这个大前提就很难说清楚，其他与之关联的各个环节，比如艺术家、作品风格、批评与评论、市场行情、经济形势、社会环境等等，又无一不复杂，于是整个问题不可能简单化。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开篇说，“其实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极为中肯。真正意义的“艺术价值”，是一个“本在”，谁也弄不明白、说不清楚；个人的判断和评价，只能是个性认识的，缺乏客观性与普遍性。艺术的问题，不能用艺术的标准来裁决，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成为一个暂时而相对权威的尺码；你可以继续怀疑甚至否认它的科学性与可信性，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存在即合理，金钱比话语更硬朗、也更直观。
艺术与市场、价值与价格，都是两个概念，虽可合而论之，犹需区分对待。市场价格，虽然临时用来代表艺术价值，但两者并不匹配，甚至有时偏离很大。于是可知：不被市场认可的艺术品，也可能有艺术价值；市场行情不错的艺术品，也可能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艺术品价值论》，正文说，“花多少钱买它，它就值多少钱”，阐述了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差异，以及价值的认定和实现的问题。我还不止一次说过：“不是他的作品值钱，是买他作品的人有钱。”那么，一个艺术家能不能遇到有实力的知音，大概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吧？
来不及
——谈艺术的知音
你问我八大山人在当年能有多少知音，我也不太清楚，但可以判断不会太多，因为没有多少与他相关联的文字资料留下来作为旁证。由于独特的身份原因，他当时就很另类，包括他的画，也许真能欣赏其中奥妙的人也不少，而更多的，则是出于好奇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疯癫行为以及艺术创作；至于他自己把谁当作真正的知音，只有他自己明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他的画作被当作珍宝来被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着，可是他八大山人自己，却不得而知了。他算是幸运的了，他的作品也算是幸运的了，毕竟过去三百多年了，他的作品有不少留传了下来，并得到重视。
很多艺术家也许在当时都很优秀，但不可能都被历史记忆住。能遇到“异代知音”，就像抽签得到大奖一样，实在是神奇的事；尤其是偶然遇到有实力收藏家，即便他们出于赢利的目的，炒作、包装、策划、经营，但终归还是把前人的艺术推广了开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然被历史彻底湮没掉，又能怎样？
知音是相对的，所以要知足，不能寻求完美；绝对的知音，只是一个概念、理想、梦想，实际是没有的。事实是残酷的，大浪淘沙，留下的虽然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总不是最坏的。
历史需要偶然，正在进行时更难免偶然。在艺术家活着的当时就很幸运，那需要诸多方面的原因。术以学富，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左右逢源，出类拔萃，这样的艺术家终归是少数，而大多的，只能是作为群众基础，以爱好者的身份做抬轿子的人，甚者有终身不能摆脱贫困潦倒的生活境况。没有无因之果，任何表面现象一定有背后的深层的原因，有时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很多年后别人只能揣测、估摸。
艺术欣赏有共性成分，但艺术创作更多的是表现为个性特征。读者对作品的认识，意见往往不统一，也总需要一个过程；更多的情况是，还没有得到统一，就过去了，来不及了。
“来不及”，这足以让人警醒和敬畏，在赞叹异代知音可贵的同时，提醒人应该怎么去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了如此认识，劝君再不要装腔作势、顾弄玄虚，再不要费力感叹眼前知音稀少，再不要苦心寄托希望于将来，还是把大好光阴用在当下为妙。
平常不常
——题拙作《赵州和尚造像》后
《赵州录》有记：“师问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赵州和尚从谂禅师的平常心是道的理念，影响可谓深远，但真正做到“平常”二字，是绝对不容易的。正如《五灯会元》所记：“僧问定林惠琛禅师‘如何是道’，师曰‘只在目前’，僧曰‘为什么不见’，师曰‘瞎。’”道就在眼前，却未必能看见，所以才有“睁眼瞎”这一俗语。
平常心，不仅佛禅讲究，儒家也特注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中记述孔夫子对曾点所言此志颇为叹赏，“吾与点也”！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进一步阐发其中缘由奥妙，说“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而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乐其日用之常”，就是“平常心”，不好高务远，不顾弄玄虚，然而，却因着其平常之极，陡然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纯纯常常，乃比于狂”，“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庄子集解·外篇·山木》），这种狂、妄，是其平常、本态，不是世故、圆滑，却因为它疏于人情事故，一反常态，所以被人误解、被视为“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狂者”，是现实而又理想的、是浪漫天真的、是社会和自然的人，但的确志存高远，纷嚣俗染不累于心，有凤凰千仞之意。
“平常心是道”和“乐其日用之常”，这样的世界观，借用王国维的话说，是“既可爱又可信的哲学”，它是形而上学之中对人生和艺术而言都是极为根本的精神。不亟亟于外、不斤斤于内，素朴、平实、自在，从容而洒脱，但也不同于魏晋之士集体的清谈与风流；它旷达而悠远，但也不同于庄子的独绝的玄远与至乐。这，是风雅的本真，是性情的所在，是人与艺术的和谐的灵魂与价值。
有了平常心，才能体会到道，进而去实践它。平常心，虽说是人生的极高境界，但没有经历过挫折磨难的，也体会不到它的珍贵和重要，更遑言亲自体验。“今人言道理，说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处极难。被那旧习缠绕，如何便摆脱得去”，朱熹《朱子语类》如此一针见血，是折肱之语。从平常处入手，日日新，养成好习惯，那也就改变了命运，说来容易，做来难矣！
道，哪里也不用去寻了，就在近处。寂寞花开，如孤踪远游、幽旅暂歇，平平常常，却生机无限，蕴涵着大道理，可以体会大寄托、大解脱。认识至此，真正的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便可以立即诞生了。生活如此，艺术创作又何尝不如此？试图在怪异中求新鲜，试图以奇装异服增加艺术性，却不知平常中更有大奇，也更难完美地表现。如是说，或以为只是在标榜，是口头禅，是酸葡萄心理的另一种形式，则无可奈何了，这也正应了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的论断；“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人笑，才是不正常的。
崔自默作<赵州和尚造像>
照见惟觉
崔自默
夜静，章草书《心经》，至“照见”二字，连笔形如“觉”字，甚妙。
“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比“看见”意蕴更为深湛、融通。
“照”，是全方位的、广角度的、是笼罩的，是圆览、是博观、是透彻，非凡俗肉眼所能观察和领悟得到。“天眼通非碍，肉眼碍非通，法眼惟观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千日，照异体还同，圆明法界内，无处不含容”，《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此偈把“眼”的层次和它们所能实现的境界区分开来。假如有所挂碍，心思不到，是不能想象那样的境界的。
佛的本义是“觉”，是见性明心。“觉”与“见”，有深切的关联。对于很多道理，一般人只能视而不见，是睁眼瞎；至于其缘由，大多出于心性。觉与不觉，有时只是一层似乎不太厚的隔膜，但正如窗户纸，只要不去捅破它，再大的风吹起来也是枉然。照见，既是主观照见客观，也是客观照见主观，更是主观照见主观，是内外一如。
照见吾心，就是觉悟，得以自信、自觉，自省、自策，明了前因后果，否则很难脱离现实的形而下的泥淖，升华至形而上的高明、高尚、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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