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缘不在那山中

——读《红学界反诘刘心武》话题随笔

 文/崔自默

《红学界反诘刘心武》，这组刊发在《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上的话题，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是大好事。这一来说明编辑者对话题捕捉的敏感度；二来说明相应的文化界的学术热情。没有响应的东西，才是最没价值也最可悲的存在。

任何看法，都必然是站在一定立场和角度的主观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同时站在所有角度进行的客观而全面的认识，所以，只要进行立论、结论、理论、辩论，就势必偏见、片面。包括红学界，只要是“界”，就已经说明了其本身的局限性，谁也不能实现与获得尽如人意的真实与真理。

“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吴祚来先生如是说，的确出语甚猛，至于点到“它与中国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则又下药甚烈。其实，如果站在大历史、大政治、大社会、大民族、大文化、大艺术的坐标中来综合计算与衡量，《红楼梦》的影响似乎就不至于那么惹人耳目了。

与“只缘身在此山中”类似，只缘不在那山中，也同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对于真相而言，谁都是局外人。真相，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并且，说到底，什么是“真相”？无法说清楚，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便那些所谓的“当事人”，也有懵懂的时候。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主观与客观的集合效应，不管是谁，以一己微渺之身，面对社会群体的盲动与无意识，都会感觉失控。这种感觉，就像他自己的脚拇指在自己的鞋子里扭动，他自己不会说，外人也感觉不到。任何结果，都有原因，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证也好，悟也好，都不是真相本身。

这样说，不是有意要向“不可知论”靠拢，而是免却追逐所谓完全真实可信而又不能得之的苦痛。前日我与文怀沙先生见面，话题曾转入“红学”，他是当年的“始作俑者”之一，谈起因一本《红楼梦》而引起的运动以及胡适、周扬、李希凡、蓝翎、周汝昌等学人，情节馀纡委曲，乃唏嘘不已。一块小石头，散落搀杂在地上一大堆沙石之间，没有什么力量，一旦飞转腾空，其威胁可怕，势不可挡。《红楼梦》这一“石头”，似乎有类于此。

“曹雪芹一把辛酸泪，引来后世红学家满纸荒唐言”，文怀沙先生说，他曾在十年前的一次红学家举行的活动中就有这样的谈话内容，当时就引发不少在座者之“感慨”。不过，也不乏赞同者，比如周汝昌。周汝昌一向被认为是著名红学家，他也的确写过诸如《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关于红学的专著，影响很大，但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不愿意以“红学家”自居、自局。我想，周汝昌先生这么认为，有他自己的缘由和道理在：他之所以“为芹辛苦”（周先生书房里写在挂盘上的句子）数十年，不是简单的愚行，就一本《红楼梦》、一个曹雪芹，值得他那么辛苦么？《红楼梦》研究，其实只是一个引子、例子，他在其中可以印证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并启发挖掘和发觉更多的精粹与命脉所在，具体而微。记得在一次通信中，周先生针对一个“与”字问我从古代章草开始有几种写法，进而指出《红楼梦》第一回题诗第一句“无材可去补苍天”中的“去”字，应该是“与”字之讹传、误刊（因为第四句“倩谁记去作奇传”一句第四字也是“去”字，以曹子之才，不可有此疏陋），由此，告诉我书法用以辅助文献文字校刊的意义。大学问，不能拘泥一隅，不能偏安一隅，是为一证。

巧的很，前些日在一次见面时，周汝昌先生问我：“你说《红楼梦》研究是学术还是艺术？”我想了一下说：“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学术，那要看研究者的眼光和能力。”的确，一千个《红楼梦》研究者，会发现一千本不同的《红楼梦》，其深浅次第不同。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写过一本六十多万字的《论凤姐》，完全是自己的角度和感受，围绕凤姐，又不全是凤姐，是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红学，与文学、历史、哲学的红学有差别，独特而独立。

中国的学问，很多采用“负的方法”或者说“减法”，不能明确地绝对地告诉你它是什么，但可以相对地解释给你它不是什么。这种方法，影响到很多方面。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自胡适等前辈始，不管属于什么派别，直到今天，都已经开拓延伸到很多周边地带，甚者离《红楼梦》很远了，那么它还是不是有意义的本色的红学研究？难以一言以蔽之。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反问：什么是“本色”？什么又是“意义”呢？

现在的很多媒体，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一味地迁就市场，不惜倒了读者的口味。当然，保住和提高收视率的心情值得理解，但读者需要塑造，市场需要培养，否则，媒俗之至的结果，是毁掉整个市场。有反响是好事，但千万要听明白，这反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要听到人家骂声还洋洋得意。央视的“百家讲坛”，近来有刘心武讲“秦学”，我听过一会，内容不见得有意义，但有点意思，比起时时跳出漫画、农村科普化了的、内容很水的其他一些讲课来，要好得多。人们反诘刘心武，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牵扯到了红学研究这一大话题，是好意的。

对于离我们不算太远的“红学”风景，我们今天有无必要、有多大必要来重新认识和思考，值得首先考虑一下。

最有必要研究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问，是谁也终结不了的，是谁也不能把它“引入不归路”的。比如中国的中医，人命关天，医理、脉理、药理等各个细节都牵扯真实的临床经验，含糊不得、随意不得、个性不得。

在谈“学问”之前，首先问一个似乎简而又简的问题：什么是学问？大概谁也没有权利来下一个大家一致认同的科学的定义。即便以逻辑研究著称的“科学”，科学界就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举世公认的定义。所有类似“学问”、“科学”等等的概念，因为无法定义，所以在用到它们时就容易引起论争，有时白热化，甚而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仔细一想，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所谓的学问，都是一些对概念的不同解释与理解；而“学问”，无他，只是一些由概念而组织、结构、堆砌而成的文字。天底下没有一流的学问，只有一流的文字。

真正的学问，其大者必须利于国事民生，其小者必须可以安身立命。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今天仍然有用，如果所谓的学术或学问，只是自己自私的玩意，越作越小，就应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当然，诚如“艺术”，本来没有所谓的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艺术家是一种职业，不能期求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大师；同理，每一个从事红学研究的人，也不能都过高要求，希望都能做出真正的学问。做学问，靠的全是专心，而不仅仅是专业；做大学问，靠大悟性、大道德、大胸襟、大实践。现在形势一片大好，环境良好、空气宽容，但我觉得考虑一下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必要；起码会让人心态平衡些、平静些，不会枉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学术勇气”。农民贡献了粮食，工人贡献了商品，你贡献了什么？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东西最有意义、最学问。

如是说，我也脸红，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实际贡献，所以，谨作为自觉、自省、自策，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