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一卧床就是将近七年，我每年大概都要去老先生一两次，不仅仅因为事情多，主要是害怕打扰他。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妻子和儿子去，到老先生的书房看他的砚台，他兴致很高。还有一次我带了侯军兄的爱人李谨和爱女侯悦斯，见老先生时，他就躺在卧室的床上，我们到床边听他谈话；记得他给悦斯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学的事情。老先生卧床以后，便真的搁笔了，精神充沛时翻看一下报纸，写字则手抖得厉害，不成样子，就不写了。

  我喜欢老先生的书法，也存有墨迹三五纸。他的书法源于董其昌，自然流畅而不做作，与他的为人和文字一样，就宛如古阳关大漠路边流淌着的清亮的溪水。1997年，老先生给我的一张朱拓唐砖上题过一首诗：“西州唱罢倦涂鸦，默数开天旧岁华。亭北容颜谁得识，不如高卧看砖花。”他当时曾把这首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题为《打油消夏一例》，其意浅而旨深。

老人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身体好。前些年电话约好去看先生，他总是坐在不大的客厅间的饭桌旁，背后是洗手间的蓝色的门。若是在夏天，老先生光着膀子，或者就穿一件白色体恤衫，记得其中有一件上印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字样，门开大着，静静地享受来自楼道里的凉风。

那天我去时，姓王的四川小保姆正喂老先生吃鸡蛋羹，老先生宛如一个幼童，时而停了吃饭转身端详着我，保姆便不断催促他快吃。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我便把手里的画报递给他看。他握着分量并不算轻的画报低头看，手微微抖动着，很认真，翻得哗啦啦响。他盯着内文中胡适的信札看，抬了一下头，眼神茫然。先生的双眼比以前显得更细小，他用手擦了一下模糊的眼角，又接着看，足足看了五六分钟。我抓紧机会给老先生拍照片，留下这一连串宝贵的值得记忆的镜头。与老先生没有说上几句话，却拍了很多照片，收获颇丰。“过屠门而大嚼”，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这句古语，我把它改为“过张门而大照”，后来写了一篇《过张门而大照》，给了刘仰东博士，他发在了《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上。

我问老先生的女儿，她告诉我，在这卧床的日子里，平日老先生就是躺着睡觉。那天我算是很幸运，赶上老先生吃早饭稍晚了些，才能见上近一个小时的面，还说了几句话。先生起身，该回卧室去休息了。他弯着腰，拄着拐棍，蹒跚着从客厅走进卧室。我把这一幕也照了下来，与记忆中早些年腰板硬朗的老先生相比照，我不由得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

那天，卧室明亮，正值秋高气爽，否则若是炎夏，空气憋闷，不知先生又是如何的样子。他坐在床边，神情迷离，一句话也不说。旁边他的女婿告诉我，究竟还是老糊涂了，自从老伴去年辞世后，他偶尔会问起她，家人就告诉他说是去医院了，他便不再问。人老了，以前的情景也许还很清晰，但越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就越不清楚，还最容易忘掉，甚至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不知道，先生对新发生的事情是真不明白，还是根本不想弄清楚。老先生的书斋有一个叫“坐忘楼”，我想正是冥冥中契合了他此时的状态吧。

在明亮的阳光里，先生握着水杯，默默地坐着。我给他照相，他茫然地望着镜头，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先生累了，该休息了，保姆过来给他脱了下身，换上新洗的衣物，扶他躺下，开始吸氧。我看着眼前这年逾九十六岁的木讷的老人，竟是昔日风华婉转、口若悬河、容与徘徊的大学人张中行么？我在心底再次发出一声叹息。

我起身告辞，到客厅路过先生的书房门时，我注意那门，是关着的，——里面的景象我是熟悉的，床上也是书，还有给人题写在宣纸大会的毛笔字。印象最深刻的是书架上的外文哲学书，还有就是那张摆在显著位置的爱因斯坦的相片。张先生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也极崇尚科学的精神，这反映在他的文字中，优游而条畅。随意、感性而又自然、纯真，且不乏智慧与理性的光芒，这就是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