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淋漓造化功

——读李荣海先生的写意花鸟画

文/崔自默

很多我们自以为熟悉了的东西，其实仍然陌生，所以有必要反复地解读与认知。多惑多得，对待生活中的景物如此，对待艺术品尤其如此。

李荣海先生的花鸟画册就在我的桌边，我拿起来再次认真欣赏一遍，与第一次翻阅时的感受已是不同。艺术品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陌生，引导人、启发人。

假日里，有机会长时间地坐下来，看看书。平日没有得以心静的时间，没有回顾与思考的机会，很多东西都谈不上。

眼下正是暮春，我忽然想起《论语·先进》里那段有名的叙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李荣海是山东人，那是圣人的故里。里仁为美。

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看似很平常的生活享受，孔圣人却大加赞赏，其原因，朱熹曾经给予解释，说：“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而自见于言外。”（《四书章句集注》）“乐其日用之常”——却因着其平常之极，便立即又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所谓“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乐常”——这样的世界观，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是“既可爱又可信的哲学”；它是形而上学中对人生和艺术都最根本的精神。“乐常”，原来竟是一种居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

李荣海人好，他不亟亟于外、不斤斤于内，素朴、平实、自在。我与他接触时，立即发现他不温不火，从容而洒脱，但那又不同于魏晋之士的清谈与风流，也不同于庄子的玄远与至乐。这，无疑是风雅的本真，是性情的所在，是社会人的艺术价值。

1998年，我去山东曹州看牡丹，顺便办一个小画展。行前，我去看望刘炳森先生，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是给当时曹州画院院长李荣海的。到那里时，李院长外出，我们失之交臂。时隔九载，我才有机会把这封信交给李荣海先生，这一缘才算续上；然而尊敬的刘炳森先生已成故人，怎不令人竞唏嘘。

李荣海是刘炳森先生的学生。他八岁开始临帖习书，早年其书法作品即以非凡的水平备受书坛瞩目。他遍临诸体，真、草、篆、隶、行五体兼能，尤精行草。熔冶碑帖于一炉，他的用笔落墨方圆既济，在自然朴素之外，得清朗俊逸之格。没有这样好的书法基本功，他的国画线条是不会那么潇洒而厚重的。无论石榴、柿子、芭蕉还是牡丹、兰草、丝瓜，他尽性而老辣的线条，足以支撑住整个画面，真气弥漫其间；也因此，他的设色浓艳而不拖沓，在雅俗共赏中，实现了自己画面的格局设想与符号表达。

绘画为智慧之学。智慧，不仅仅在于善于因时更化、因地变易，更重要的在于敬事、明诚。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种坚持，靠的是心力，最为真实。因为能坚持，便如庄子寓言说的庖丁解牛，能“技进乎道”。因为能敬事，能在不断的笔墨刻苦熟练中，把握自己的审美趋向，从不成熟到成熟，从熟练到反朴归真，最后到看似稚拙其实大度真淳。投机取巧是成就不了高品格艺术的。

物因人重，画品即人品。李荣海从普通和平常走过来，挫折与委曲是他进步的动力。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不管对人生还是对艺术。为人谦逊，敏而好学，他善于总结和学习，从传世经典中揣摩技巧，在大量的刻苦创作中探索属于自己的风格。从他的画面里，可以捕捉到吴昌硕、蒲华、齐白石等前贤的影子，然而又不便确指。任何一个能有所成就的大家，一定是集大成者，有所继承，有所领悟，推陈出新，最后获得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与面目风格。善根福果，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足以开启灵智，焕发辉光。

李荣海先生的人格魅力，不仅仅表现在精神产品的纸面上，更贯彻在社会实践中。他尊崇儒家的责任意识，达则兼济天下，他在书协和美协两大机构兼要职，身先士卒，不为自己求安乐，积极参与和组织社会慈善事业与公益活动。这些，都是使李荣海艺术由个人化的劳动而走向共性与普遍性的过程，是他攀缘艺术大美的阶梯。崇高的艺术，一定来自于一个美好的心灵。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信息时代，一个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尤显重要。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一种难得的气质与素质，我从李荣海先生身上和画上看到了。见性明心，这种性情的因子，一一再现于纸端。他的书法沉着而痛快，画作古朴淳厚而又生机勃勃，自娱而娱人，非无由也。

地无私载，是生命之根系。李荣海先生对大地有深切的贴近，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农村情结”，而是他与生俱来的“乐常”精神所在，从中，正不断蕴蒙出汩汩的源泉活水。那是造化之功，藉助之，他可以获得艺术创造的大成，更可以不断体会到生命过程的幸福。

道德即幸福，信然。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才会喜闻乐见、根深柢固，才会华春长驻。 

李荣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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