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朝闻

                                                     文/崔自默

       199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按响了王朝闻老先生“在嚣楼”居室的门铃。王老的名字，我是景仰已久的，当看到门上贴着“谨遵医嘱，谢绝会客”的免战牌时，我心理忐忑不安起来。但是，进屋坐下后，虽然只是很短暂的谈话，却立刻打消了我原持的“误解”。那以后，随着时常的拜往，我逐渐认识到，先生本人，如他的学问一样，是那般自然得体和深入浅出。

      1997年冬，我接受了《王朝闻集》（22卷860万字）总特约编辑的任务，可以说苦乐兼半。苦，主要原因是客观的：一则是王老美学体系的建构异常宏阔、广博，古今中外，涵盖雕塑、绘画、书法、摄影、音乐、舞蹈、建筑、园艺、电影、小说、诗词、戏曲、评弹以及民间工艺等等，而我的知识水平必定局限，校阅起来自然难度不小；二则是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紧迫。乐，则完全是主观的：一则出于感情、自愿；二则可以集中纵览先生不同时期的所有学术精华，了然其美学体系，受益莫大焉。

要想领略一个人的思想，倘若无从走近他的生活，也许总会有些模糊和不贴切。当初，我读了先生的部分著作之后，我便确信，他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大家；而在渐渐熟悉了他的生活之后，我更加觉得，他同时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美学大师。王朝闻的艺术，就在他的美学思想当中，就在他的生活当中。

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手稿就吃惊不小，那简直是件老衲的鹑衣：红蓝绿黑各色勾划圈点，还有背后粘缀数摺的一长条烟卷盒纸。从中可见先生斟酌文字的慎重和生活作风的节俭，我大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王朝闻的“放风筝”》的短文，内容平实，发在1995年9月8日的《中国艺术报》上。当时，我正在读研究生，闲暇较多，便写些随笔之类呈示先生并请批改，同时也帮先生处理一些文稿。先生近年的文章多为千字短文，然尽除浮华，更见精辟；至今，其中一些篇目中的语句我还清楚地记得，比如，描写戒台寺的安寂说“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耳鸣”；认为各地风景区不顾文物损害后果的施工为“建设性破坏”；批评文化艺术中的崇洋媚外现象是“替人家做釜底抽薪之事”、“一种有意识的噩梦”；直斥有意混淆视听者的行为是“马就是鹿”，并为之找出“理由”：“马和鹿子不都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吗？”即便是行将付印的书稿校样，只要返给先生看，他还会再度改成手稿的模样。我想，这一定是一个艰苦的矛盾的思维发展过程，思想，正出乎此。认识到自己知识领域的欠缺，于是不断地学习和思辩，尽力趋于成熟，接近真理，他如此严于律己，对学生也如此苛刻。先生不善于你来我往的互相吹捧之举，因此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所愿意做的，是尽力接触更多的东西，从中发现乐趣，体验美。

      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王朝闻真正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先生的美学，最主要特征是自己的审美体验。他好旅游，自然万物间那一切，他都感到新鲜，都会使他兴奋不已，快活不已，惊叹不已：泰山如月的日、青城山的一片绿地、华山顶的飘飘浮云、黄山的奇石、毗卢寺的蓝光、梦中的敌机、吃肉的娃娃鱼、催眠的蝈蝈、会看电视的白猫、池塘的蛙鸣、石缝间的蟹、水面上的只露脑袋的鱼群、树叉间上下跳跃的松鼠、可以钻进身去的空心大树、纹路复杂的贝壳、马蜂和蜘蛛的搏斗、楼下被折断的小树……等等这些事物，都是他体验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品评的对象。他会生活，会欣赏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与小孙子碰头嘣嘣作响而陶醉，听到小孙子在上升的电梯上喊“全世界都看见了”而兴奋不已。他闲暇时走在街上，会对着陌生儿童低声吆喝一声“我要冰棍儿”，尔后观察儿童害羞的脸。他还会独自长时间坐在轮椅上，欣赏医院墙壁上那如绘画般的污迹和斑痕。遗憾的是，他的阳台并不大，一株石榴和数盆君子兰营造不出“城市山林”的气氛，也难体会到“独坐幽篁里”的味道。可是，当阳台的花上长了虫子，他在逮虫子时忽然就联想起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便有了《谁是侵略者》的妙文。窗外的汽车喇叭和电钻的刺耳声，使他心跳紊乱得要命，他便去外面臭水沟边散步，边走边看边思，便有了《感谢噪声》的奇文。在路上，先生顺便捡回在秋风中跌落的两个干蝉，放在书案上空了的蝈蝈笼子旁边，而后似乎可以又听到它们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喉了，不久便可安然入睡。

      先生喜欢收藏石头，而且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眼光来衡量它们的优劣，那就是要耐看、不必是古董或者名贵，他尤其讨厌那种被雕琢得具体像个什么动物或者人物的石头。有一次，先生拈着一块布满螺纹的小石头问：“你说它怎么会这样呢？”当我终于创出一种能够拓印石头花纹的办法，并为他在宣纸上表现出这些自然美妙得花纹的时候，他眼睛睁得出奇得大。还有一次，在聊到现代艺术观念时，他忽然搬起自己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破椅子说：“请看我的现代派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