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一下子拉出很远。

我上网搜索“汪曾祺”，有239000个网页；搜索“纪念汪曾祺”，有45300个网页。“江苏高邮将举行纪念汪曾祺逝世十周年系列活动”是这些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个：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征稿活动、汪曾祺追思会、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晚会·汪曾祺京剧《沙家浜》交响音乐会、汪曾祺书画墨迹展览、“回忆汪曾祺”作品新书首发式、汪曾祺电视专题片展播、汪曾祺水乡古街游、2007民间文化艺术周等纪念活动。

汪曾祺(1920-1997)，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曾创作和改编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汪曾祺是江苏高邮的骄傲，他的家乡永远记得他；相得益彰，地因人名，他更给家乡带来荣耀。

我与汪曾祺先生相识不久，去他家拜访过两次，不料，他遽然辞世。77岁，对于才华横溢的他，可谓“英年早逝”。

我读过一些汪先生的作品，最喜欢他的散文和随笔，文字很轻松，笔墨间却饱含了人生的沧桑与豁达。记忆最清晰的是他写过一篇很短的随笔，大概是叹息怎么现在傻子这么多，那既是傻子自己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无奈。

之前只在公共场合见到汪先生，第一次到他家是与梅墨生兄，梅兄当时在《中国艺术报》任副刊主编，发了汪先生一篇《毛泽东书法天下第一》的文字，观点突出、独到。到了汪先生家，我才知道他的画很高级。

有缘使我与汪曾祺先生更近距离接触的是车军老师，她写随笔，汪先生大加欣赏、鼓励。我和车老师以及她的女儿，参加汪先生为她组织的专门研讨会，深受启发。在车老师家的客厅里，就悬挂着一幅汪先生的画，淡黄色花卉，清雅脱尘。

告诉我汪曾祺先生去世消息的，是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先生。孙先生是杰出的作家、近代史专家，当时他在《北京日报》文化副刊，我也给过他一些稿子发表。其中一篇写茶的短文，发表出来的当天，我正好到了汪曾祺先生家，他的桌子上正好摆着，我说是我写的，他说难怪这么高明。我知道那既是客气，也还是鼓励之意。

孙郁先生告诉我汪曾祺先生辞世，我以为听错了，因为一个星期以前我还到汪先生家看过他。在八宝山公墓，大家黯然、惋惜、慨叹。

汪先生面色红里透黑，的确像过度饮酒而伤肝的气色。在他家，我与他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子略弯，脖子向前探着，眼睛格外明亮，听我讲篆刻和石头。他手里拿着烟卷慢悠悠地吸，说话时一定带着笑，不慌不忙。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旁边摆着一张折叠床，墙角的一个大瓷缸里插满了他的书画卷轴，桌子上满是书、报、信件和各色国画颜料、印章。从盛墨汁的盘子里，传来缕缕墨香。先生出示他画的梅花、荷花等作品。他不是专业画家，但用笔却也讲究，尤其是设色，取淡雅一路，即便浓艳，也能有效地控制住，不入俗套，这完全是他的修养使然。忽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呻吟声，汪先生说是夫人卧病，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起来。

当时我哥在友谊医院工作，宿舍就在福州馆前街，家母到北京时，就住那里。汪先生家也在福州馆前街，距离很近。

第二次到汪先生家，是我去送我为他刻的一枚印章，印词是“莲花唱罢又一春”，是先生命题，那是他自寿诗中的一句。这方印刻的是长方形，准备给汪先生在画上作压角章用。他看了说好，我说猜您喜欢工细中略带粗旷的一路，所以刻了朱文。我告诉汪先生，我刚读了他在《文汇报》上发的《精品意识》一文，其中评画、谈艺，是中肯之论。先生呵呵一乐，说那是骂人的。他随手递过烟来，我说我有气管炎，但他的手坚持着不往回撤，于是，我跟着抽起来。汪先生给我讲他刚与邵燕祥等作家去南方一行的事情，脸上露出逍遥游的神情，他喜欢与朋友们在一起玩。那天，我还拿了一张秦砖拓片，我告诉汪先生，是我亲手拓制的，他说“那很珍贵”，我知道那还是鼓励我。拓片上面是龙纹，我告诉先生是我去咸阳时在秦咸阳宫遗址附近的村庄里偶然获得的。我叙述经过，先生兴趣十足地听着。他眯着眼端详那龙纹的造型，说这秦砖仍然存在楚人的风格；我点头称是，并私下佩服先生的博才多识，当时脑子里闪了一下乃师沈从文的影子。沈从文善鉴赏，我读过他一本叫《坛坛罐罐》的关于鉴赏方面的书。我请汪先生在龙纹拓片上题句，他欣然提笔，略有沉吟，写下：“秦砖楚韵，希世之珍。”我很高兴，说下次再来时送他一块汉瓦。先生听了也很高兴，说回头再给他刻个闲章。先生拿出几张画给我看，说是新作。我对其中的一幅荷花连连叹赏，他便看出我有索求之意，当即转身，落款：“持赠自默。”我连连称谢，握手话别。

我知道汪先生是美食家，本想找机会请他喝一次酒，喝半盅不会伤身体，先生也慨允。不幸的是，那次竟成永别。

汪先生忽然发病住院，五日后溘然长逝。他赠我的《荷花图》，我找出来仔细欣赏，一股清凉之风扑面——这竟是先生的绝笔。

夜里，有布谷鸟凄声鸣叫，在楼后的高杨间徘徊。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是在这春天里离开，不禁潸然。

我想送给汪先生的一块瓦当，准备好了，就放在明亮的窗台上，是吉语：“长生无极。”可是永远没有机会了。呜呼，人生朝露，只有这瓦石物件，可以长年，岂不痛哉。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作了一幅挽联：“半盅水酒成早梦；一束莲花祭仙魂。”

此后，我每次到福州馆前街看望母亲时，走过那条略显喧闹的小街，就会突然想起汪先生。

我在主编《中华文化画报》时，在2004年第3期编发了一篇《豆腐女许淑云的诗意人生”》的稿子，介绍河北抚宁县农民女诗人许淑云。这篇稿子是上海的施行先生电话推荐的，我与施先生从此认识。巧的是，施行先生的姑父就是汪曾祺。施行搜集有汪先生的很多资料，我请他写一篇文章，于是在画报第5期上发了一篇《忆松姑——汪曾祺夫人的一段故事》。“松姑”就是施松卿，是新华社对外联络部的高级记者，福建长乐人。

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百年呢？“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