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新记——读崔自默篆刻

文/黄海贝

话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点石成“精”

书卷从手中滑落，我渐渐转醒过来。

案上躺着那枚印章，小巧的巴林鸡血石，剔透鲜丽的一抹朱红，轻纱般蒙着石身。印章边款是“海贝雅存”，出自崔自默先生之手。

先生曾说：“为你刻方闲章吧，留着赏玩，要刻什么字？”

“永福”，我答，“曾在您的印集中见过，那么圆润精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今天也求一方。”

自默先生听罢，微微点头。随后，清澈的可可之声传入耳际，细腻的石粉薄雾般散落在桌面上。好像变魔术一样，半个指甲大小的印石上便多出了玲珑可人的“花纹”。他将石头放到唇边，轻轻吹口气，又在指间捻上几捻，“花纹”立刻清晰剔透起来。再打上鲜红的印泥，钤在洁白的宣纸上——于是“永福”二字，如同一片轻盈娇美的花瓣，倏然落入眼帘。再细看，“福”字右下那一口田中，竟藏着个“万”字符，仿佛旋转的风火轮，让这枚鸡血石一瞬间苏醒了，复活了，甚至可以腾云驾雾了。先生说，“万”字是心轮常转，愿你万事如意。我暗自叹道：真乃妙思至极。

我还有另外一块巴林石，很普通的青灰色，虽也细腻光润，却远不如那枚鸡血艳丽夺目。

“这块适合刻个名章”，崔先生把玩着石头，淡淡地说。

“那就把我的名字刻在这丑石上？”我说。

不容分说，先生已开始下刀了。三挪两转，还没等我开口阻止，丑石上便被镌上了“花纹”。我急忙夺过石头，在衣袖上擦拭，随后摊开手掌，不禁怔住了：掌心中的石头还是原先那方么？我的名字嵌在石底的纹路中，竟漾出青绿黛紫的幽光；特别是那个“贝”字，像一叶古朴结实的小舟，精精神神地行驶在无际的波光中。我怎么没发现，这青灰色的“丑石”，原来竟是那样美——浅青是少女朦胧的脸，深黛是她妩媚的眉眼，边款上字字珠玑，仿佛是雨天披着挂满晶莹水珠的蓑衣。

“这样的石头用作名章，最是典雅大方”，崔先生微笑着说，表情是惯有的天真和一丝得意。

“难怪周汝昌老先生赞您的印有‘印精’和‘印灵’，果然名副其实，简直是点石成‘精’！”我爱惜地抚摩着掌心中的“丑石”，由衷赞道。

金石因缘

 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和崔自默是忘年交，早在十几年前，两人就结识了。那时候，崔自默先生刚来北京，才二十多岁，每到周末，总喜欢骑着自行车，不知疲倦地到前后楼里拜访文艺界的诸位老先生，其中就包括周汝昌先生。1998年，《崔自默篆刻集》出版，周老欣然作序，对崔自默的篆刻大加肯定。

“我曾几次在他的桌子边给他刻印，他喜欢白文印，喜欢听我刀行石上的可可声响。”提到周汝昌，勾起了自默先生的回忆：“周老与我有过多次通信，讨论问题，并曾作诗赞扬我的章草书法，令我感动。”

我知道，崔先生与周老的“交情”，还远不止这些。前两年，正值《红楼梦》辩论热，自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只缘不在那山中》，后来被周老读到了，他兴奋地一大早给自默打来电话，说：“同辈学人我就不论了，在当代学者中，能有如此通透的文笔的，不作第二人观”。“不作第二人观”，能得到红学大家如此的赞赏，崔自默先生的表现却很严肃、淡然，他说：“这样的美言，倒不全是周老对我的偏爱与谬赏，而是他对当代学术界为学为人的期许，以及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实在希望。”

崔自默和周汝昌老先生是金石上的知音，红学上的知音，更是学术和人生的知音。周老在崔先生印集的序言中这么写道：“拙见以为，印人印家，必先知书之外，亦须知画、知雕、知塑，亦须知文、知道，一言以蔽，必须知我中华文化之精髓命脉，而后可兴言印事。否则不能为印；即使镌而拓之，亦不得称印……当世书画名家，犹不免此憾，况常人俗子，又何以赏论其是非高下哉？几如群盲，聚而扪扣，以太阳为灯为烛，洋洋乎以为得之矣，岂不悲乎？崔子工书，自三代迄汉晋南北朝，无体不师，酿为芳润，而以为印之体貌精灵、胸襟气味，不落明清卑格俗套，而时出奇兵，神明特胜，使仲尼见之，必许以孺子可教，此义甚长，亦非数语可了。”行文至此，周老先生慨叹曰：“至于我见崔子之印，生欢喜心，亦生悲怜感。印者汉字之奇迹也，人类之至灵也；但近世有人以汉字为落后陈腐，必欲弃之以从洋文，以致今人书写汉字，已如蟹之爬沙，阅之可以伤心惨目。而令此等人士来赏印艺、来论印道，岂不北辙南辕，悬霄隔地，岂复可望片言一语之能交乎？”

这哪里是普通的序言，分明是“高山”对“流水”的呼唤，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音间挚诚的交流与激赏！

“顽石”入世

崔自默先生刻印已有二十余载，据他的同窗友人BillLi“爆料”，在研究生时代，“这老兄床头、榻底、桌上、柜中全是藏书、字画、篆刻印石。这哪像一个理科生的宿舍啊？！于是，我手里有了两千年前的汉瓦，眼里有了《庄子》《阅微草堂笔记》《管锥编》，耳里有了王朝闻、周汝昌、季羡林、张中行、张岱年、启功等大师的名字，心里也明白了为何二楼总有磨地板的声音——原来是自默每天在磨印石刻印……”

崔先生左手食指上有多处浅浅的疤痕，他自嘲说：那全是年少初习刻印时缴的“学费”。可见，他于篆刻所下的苦功。记得白石老人在治印时也经历了艰苦的磨炼，曾有诗句“磨石书堂水亦灾”为证，齐老自注云：“余学刻印，刻石复磨，磨后又刻，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至西，移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如此勤学苦练，与草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亦同出一辙。

我观默师之印，以为可以一个“快”字囊括其精髓。“快”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刀法快。其二，印风沉着痛快。“刀法快”代表思维敏捷，技法淳熟；“印风沉着痛快”则得益于崔先生多年研习篆书、汉隶、碑版尤其是章草。正如他本人所说：“世上的高级玩意都是相通的，当你在某一领域渐入佳境时，会触类旁通引导其他方面的通感，使其也随之提升进步。”由此可知，崔先生在篆刻中必参入了他习字作画的诸端体会与感受，碑帖一体、书画一炉，乃得高华之印风、奇崛之章法、独到之篆法、劲爽之用刀。

“您自称‘天下第二快刀’，那第一是谁？”我认真地问。

先生装作低头凝思，忽而反问：“第一快刀？这世上存在么？”见我茫然不知所措，他竟孩子似的哈哈大笑，狡黠而狷狂的目光中藏着的却是无邪与率直。

这让我想起了关于齐璜的另一段逸事。崔先生在论齐氏印章系列随笔中，有一篇题目为《与世相违何寂寞》，文曰：齐白石作《肯信吾兼史隐名》印，自题：“此印今月刊，印者以及赏鉴家不能夸其何如为好。”此印参差错落，穿插掩映，“史”字两斜笔支撑中间，颇妙。白石所以言他人“不能夸其何如”，一为主观之自信与自傲，一为客观上此印之构成形式打破常规，不入俗眼。齐白石之印风，在当时是为毁誉参半的，甚者视之为旁门左道。在题弟子孔才佳作《曾经栾城聂氏收藏》中，老人有云：“三百年那有此物在尘世？称之者可对之下拜，妒之者必隔坐骂人。”可见其自强与自尊。倘若能得知音，老人的感激之情则无以言表，这在他题孔才作《泊庐》印中袒露无疑：“此印吾与孔才弟外，天下人有梦见者，吾当以画百幅为赠，请订交于晚年，何如？”此言亦同时道出其寂寞心情。白石老人曾自解其印曰：“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义，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

“好个‘与世相违何寂寞’，我却真正喜爱您印章之风格，‘哪管世人多诽谤’？”我朗声对自默先生这么说。既出此狂言，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曾几何时，我也变得“狷狂”且“泼辣”如此？崔先生却不再作答，只管摆弄着手中的刻刀，神思悠远而宁静。

此时，未经崔先生许可，我又私下给他起了个雅号，名曰“顽石”，此“顽石”非彼顽石，不是女娲补天石，却是另一块精灵通透、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入世“顽石”。

奇石共赏

“纯出乎兴趣。夜读忽有所感，乃操刀，刻完就罢，一律不作修改。满意者，就集中留存；若不满意，则置之桌下，取新石再起刀，因之桌下常有大堆待磨之石”，这是崔自默先生自己的记述。可见，他虽喜爱篆刻，善于治印，却绝不偏执于印道一隅，而是将之与文章书画等诸端艺术相互参照、印证，共图繁荣。

崔先生最擅治白文，随意拈来，即成上品。他下刀稳、准、狠，滞重而蕴藏轻峻；布局和篆法亦自然、爽快、不做作。其中篆法极富特色：如“口”字，四个笔画头尾相连，搭续处有变化，自然造就一个“小周天”；如“宝盖头”，四刀完成，上面的结构依靠两段简单的线条搭接而成，简约浑然；如“印”字，下面三横每以两横代之，中行一竖，上下贯通，简约方便，有摩崖之美。

“白文贵痛快，朱文贵安排”，这是崔自默的篆刻心得。他与生俱来的燕赵侠士性格，最忌拘束，因此少作朱文，当然，或许当有珍惜时光之深意在。

然而，我却极爱他刀下的朱文印章，那与皖派的工细秀丽又自不同。先前提到印集中的《永福》一印，即是朱文，刀锋藏露顿挫，尽显婉美绮丽之姿。《楼外垂杨千万缕》、《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丽人行》、《其奈书何》、《湖西小楼》等等，这些作品，都是细腻的朱文绝佳。而《上谷人》、《流风回雪》、《仿佛》、《任意东西》、《古风堂》、《陌上桑》等朱文印，则各具特色，或参差摇曳，或回环掩映、或刚柔相济、或朴拙苍润、或清逸深邃、或寄意悠远。

“尽精微，致广大”，崔先生朱文印有此矩度。如《千里在掌》与《湖水两三尺》诸印，印文与印风气象相侔，可谓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至其细腻处，边框处理与印面文字丝丝入扣，相应成趣，毫厘不爽。至于《长贵富，大寿考》与《古风堂》等印，古意盎然，厚重凝练，直追秦汉古玺，其健拔奇肆如汉代凿印，静穆幽雅则远越明清篆刻。

崔先生说：白文、朱文两者各有所专，各具所妙，不必胶柱尾守于其“统一”也。其实我发现，崔先生于印章的朱白二界，已达成了完美统一；若将某些朱文印反白处理，亦为白文佳作。

《子不语》一印，也是朱文，却最有奇趣。语出随园主人：“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崔先生运刀如运笔，精熟而清劲，印中“子”、“不”二字略具肖形印的意思，边款有题曰：“今吾用方、圆、角、点入印，亦乱怪者欤？戊寅之秋月，橐。”如此佳思巧构，在传统符号中，暗含现代构成创意，令人叹服。

“石”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践，是崔自默先生的问学主张与专擅。对于篆刻艺术，他曾这么说：“篆刻自古就被视作雕虫小技、壮夫所不为，这不能当作艺术欣赏或者审美情趣上的固有偏见，只是由于它自身的最初注重实用价值的这一规定罢了。艺术价值并不等于实用价值，实用性并不剥夺艺术性，‘实用’和‘艺术’这两极，常常游离而又合体；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巡弋篆刻艺术的发展履历，由远而今，由古而新”；“篆刻被称为‘方寸艺术’，是有道理的，也是恰切的。虽然它没有国画那般有明显的表现力，但是，挪用上面引文中‘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之语，来形容篆刻艺术，真是妥贴。篆刻所用石料，大小多在方寸左右，不管阴文还是阳文，印蜕则朱白相间，其视觉效果颇佳妙，其艺术境界则诚非方寸之间所可限量矣。”“方寸艺术”，看似简单，实则深奥，个中妙奥，需慢慢揣摩始能把握。

崔氏篆刻“为道日损”，简而代繁，既取鉴于浙派的典型结构法，又可见用心之谨慎。难怪周汝昌先生有如是评价：“我见其印，白文尤惬余怀……崔子白文，腴润丰敷，古秀相兼，奇正百变，是其能师于古而不为古缚者。于是以证我谓崔子之胸襟气味，仿佛大涤石涛，谅非无缘无故罢。”

自默先生功性俱佳，念力深湛，往往独出机杼，游刃有余。他曾在核桃大小的“金银果”上，用普通缝针刻上了《心经》全文。此时，他已完全脱略了传统的篆刻技法形式的外壳，游戏神通，走出来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全新的浪漫之路。

“传统和现代是不能割裂的，艺术风格和评判标准也是延续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一种艺术有一种艺术的特征。篆刻艺术虽不宽泛，但细蔓连根，一叶知秋，它与其他种类的艺术紧密相连。当代的篆刻艺术成果，是整个中国篆刻艺术史走到这个时代的一个结点、缩影、切片、窗口，与丰厚的过去和广阔的将来作比照，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起码，我们从中确实可以真切地窥见近二十年来文艺心理和审美情趣的发展与变迁，继而察前知后、吐故纳新、继往开来。”从崔先生的这段阐述中，即可窥见他于篆刻艺术乃至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的认知与见识，是那么渊博而通透。倘非知行合一，焉能如是？

行文至此，掩卷沉思，忽而若有所得，乃和那石头上的偈子，云：

奇材未必补苍天，隐入红尘若许年。

默道身前身后事，自由知己作奇传。

      己丑新春于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