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以贯之

                                                文/崔自默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1] —— 庄子

1．诗意的判断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而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2]

审美判断，是一个“沿波讨源”的过程；真正之“源”，乃作者之心。研究八大的画，最可信也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是读者面对他的画时的切身感受。我们要与八大同一心情，方能理解他和他的画，才不会因误解与偏见错过成为他知音的机会。

艺术史毕竟不是科学史，即便科学史，又怎样呢，不仍需要人性的判断么？

1.1  同情心

靠理论是制造不出大师来的。对于艺术实践而言，理论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其价值大多表现为总结或解释，它“不富于生产力”[3]。我们的艺术理论不可谓不成熟、不完善，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再制造出一个八大山人来。

道古人姓名别号，并非能事，况且历史去今久远，无人亲睹其本来面目。历史遗存下来的史料亦是纷纭其意、立论各有情况，未必可靠。新东西，不仅仅要靠材料的发掘，更要靠大学问的发觉，求诸己心，放出敏妙的眼光。

“没有第二个画家有他那样皭然不滓的清华笔墨，离开了这艺术语言，你的感受便失去了依据。”[4]讲“诗意的判断”，就是要求出乎情、入乎理：诗意，是情；判断，是理。

艺术家因艺而传，是其本份，但艺术家作为社会一员，他的艺术家身份对于他而言，在当时一定只是一部分，而绝不是全部；对于不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却往往被忽视，但是，正是那“不属于艺术”的一部分，比如社会地位、交游圈、时尚、市场价格、地域性等等，却实际上是真正左右其艺术成就和决定其社会地位、人生走向、将来命运的主要力量。在世界上，有一个被今天忽略了的“另类的历史”[5]，揆诸整个人类历史，荣耀与罪孽，真是可笑可怕，不光是艺术家，还有商业家、科学家、宗教家等等，无不有着一个最隐秘的部分，但确是最真实的部分，不管你愿意相信与否。

判断能出情入理，便中肯贴切，便是事实真相，便是真知灼见。欲如此，只有设身处地、推心置腹，接近实况。吾人研史，惟其“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才敢说“真了解”[6]。陈寅恪先生所揭橥的这种史料之阐释观，颇有意味，亦颇有道理。出言立论，倘不知人情世故，没有同情心而妄加指责、随意褒贬，终是隔阂肤浅之论。

“同情”，乃是理解之意，是与古人同一心情。有同情之心，便是有良知，是诚、敬、慎。诚其意、同其情、会其心、明其事，便可户牖纳约，莹然无疑，远胜乎假表面文章以揣度。“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如果历史有客观的意义，那个意义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7]，所以没有绝对意义的“史”[8]，所以辨析事实的修养和眼光是必需的了。

八大山人已经过去，“绝对”的八大山人，是不可知的；我们所能知的，只能是“相对”的八大山人。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在读陈鼎和邵长蘅所作的两篇《八大山人传》[9]时，才能既同情八大，又与他同一心情；如此，以八大之舌言八大之心，在相对中寻求绝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浑然一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真了解”八大，发觉他的真实与永恒的意义。

无论艺术史学与艺术批评学，都应当同时包括“史”与“论”这两元素。批评学之发展，需有“史”之佐；艺术史学之研究，需要有“论”之助。有“史”无“论”，则虽有其事而乏其理；有“论”无“史”，则虽有其理而短其据，“论”亦往往主观因素大而衍生出很多新问题。“史”与“论”的结合，“史”“论” 互参，则知而有识、识而有见、见而有解，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有理有据，无疑是作艺术之学问时最受欢迎的方法。

史学研究注重“意义”、“目的”与“因果关系”[10]，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考虑进现实意义之中，把个人的独特的心理现象与社会的普遍的存在现象比较研究，如此，才有高度和深度。对于艺术史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对于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对比研究极为重要，它使视觉意象“跨越时空”[11]。

“研究历史可以发达人类的合群思想，明了群体与个人的关系”[12]。如何认识艺术，从艺术家身上着眼，研究个案的理论及实践，比起单纯地思维艺术这个抽象概念本身来，要有意义得多；也许，从中更可以透视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本质，以及社会中人性最深层的东西。八大山人的遗民情结、颠狂与隐逸心态、宗教观、审美观、艺术观等问题，都是这种“关系”研究的良材，这也许是我们继续而深入地研究八大山人的真正意图和意义所在，而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画史上最难得的研究对象。

1.2  “缘事而发”

自娱而娱人，八大山人的画作为审美对象，之所以能被普遍地被接受，就是照顾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两重性与普遍性。从特殊性之中把握普遍性，是艺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对于艺术史以及个人艺术行为的研究，其重大意义也在于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3]，是中国文艺创作与文艺研究的基本思想，否则，为作而作，终是“小摆设”。

(崔自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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